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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革命党人势单力薄,讨袁之役转瞬失败。孙、黄相继出亡,章则从自身的特殊考虑,仍如10年前《苏报》案发时那样,不愿暂避凶燄,毅然冒险入京,于是很快被袁氏囚禁。在囚禁中,他愤概既极,唯吟诗作文以自遣。1913年中秋之夜,他坐视明月,忧从中来,写成《八月十五夜咏怀》中云“丈夫贵久要,焉念睚眦仇?知旧半凋落,忍此同倾辀。”如果说,此处还未点明“久要”和“知旧”为谁,那么,稍后所作《长歌》便把憎爱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了。“麒鳞不可羁,解豸不可縻。沭猴而冠带,鸡犬升天啼。黄公秉赤刀,终疗猛虎饥,……武昌一男子,老化为人妻,万物相回薄,安可以理稽。”在这里,“麒鳞”为自喻,“黄公”指黄兴,“沐猴而冠 ”直指刚刚登上正式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而“武昌男子”则喻竟尔雌伏媚袁的副总统黎元洪。往事不堪回首,现状何忍入目?人事变化,世局迁移,造化真似在导演一场难以理解的政治活刷。
之后,在经历了绝食自尽和大闹总统府、大诟袁之包藏祸心等等著名抗议活动后,章太炎终于再度转入深思,对民初以来革命党人的成败利钝一一检讨。虽然黄兴身在异域,与章太炎的处境心情和出发点不一,因而彼此所论不尽相同。但在痛惜党人内部争讧而为袁所乘这一点上却是一致不二的。黄兴沉痛之言。“南北统一以后,政柄已集于一隅。吾党遵守宪攻常规,诚有所抨弹牵掣。时则国人初习共和,吾党叫嚣凌厉之气,亦诚不免,国中贤达,-每来诮止之声,兴等自维前失,敢不引罪?”所谓“每来诮让之声”的“国中贤达”,章太炎的身影当隐然在内。所谓“吾党叫嚣凌厉之气,亦诚不免”,又恰如章所批评的,党人“得志之顷,造次忘其前事,向之自相匡督,与夫感概自裁之节,皆忽略以为游尘,直道殣视之矣……”如此行事,势必“侮唇齿之援,弃同德之好,远忧勤之人,而任姓扰之士也”,其结果,则不待筮卜。
民初的政界如乱流急滩,各种政治派别不断分化组合,倏起忽灭,涉足其间者几乎无人能在乱流中顺利横渡的。乱流之中,拥有实力的袁、孙、黎实为三股主流。他们之间的消长兴衰,不但直接决定了政局的变化,也密切影响到黄、章交谊。黄、章在.其间艰苦跋涉浮沉不定,而今托命异域,或被囚幽室,恰如被困于乱礁之上。面对滔滔浊流,彼此相与“自维前失”,这就预示黄、章交谊终将谱写新篇。
(六)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暴亡,使得这两名逋逃客与被囚者很快重聚。章太炎于6月16日获得自由后,7月1日到上海,迅即与7月8日返国抵沪的黄兴相见。彼此执手相握,恍若隔世。在互叙别情之际,章太炎发现对方健康情况堪虞。“闻其声嘶楚,语顿挫,不能为长言。问曰:‘何惫至是’?克强以数患欧血告。”在殷殷款问相慰之后,他又十分小心地探问起孙、黄关系和黄兴对国事的看法。”余问往侯孙公否。克强曰:“往则遭其詈耳。”“言及国事,嗟叹而已,终不言方略也”。虽然他们此番未曾讨论今后的革命方略,但以下材料表明,在有关社会和政治问题上,他们的见解却十分接近。
7月13日,黄兴设宴欢送驻沪国会议员北上复会,孙、章等应邀作陪。黄在会上发丧演讲,称此次反袁斗争乃新势力与旧势力之争,官僚派与民党之争,正义派与非正义派之争。斗争并未因袁死而结束,因此,“凡属正义派之人,宜结合为一,进而推之于前,以为国内势力之中坚”。演讲特别对过去官僚派动辄加革命派以“捣乱”之名加以驳斥。他理直气壮地告诫那些北上的国会议员,应该继承过去-“争民权,抗暴力”的“捣乱”传统,求国会之能尽其职任,不患其为正当之捣乱,而患其与暴力政府之捣乱噤若寒蝉耳。”章太炎在即席发言中指出,“凡在民党,官僚必以暴徒相视”。“所谓暴徒者,乃严毅刚明之代名也。尝观水流迅急,则有暴流、暴布诸名,而一切尘坼秽污,不容停滞,……是故欲见清明气象,非暴徒不为功。……壬癸之败,患在暴未充分,而岂以暴为患哉!今者帝制余孽,犹未剿除,墨吏贪人,布满朝列,非震以雷霆霹雳之威,仕途何自而廓清,政治何由而循轨,而欲厉行此事,必不能避暴徒之名。”章太炎这篇赢得听众掌声不绝的“暴徒颂”,固可与10年前《苏报》案出狱后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神经病颂”遥相呼应,更重要的是,他同黄兴在“暴乱”和“暴徒”问题上的桴鼓相应之词,再次表明他们在涉及政治革命的一个基本问题上的看法接近一致。
7月15日,广东驻沪国会议员举行茶话会,黄,章均应邀出席。在即席发育中,他们又在有关文化教育问题上发表了十分相近的意见。黄兴一本其一贯主张,强调普及教育,“中国之所以穷,穷在贫富不均耳。欲均贫富,当令全国人民无一不有谋生之智能,欲全国之人民有谋生之智能,非普及教育不可。”章则尽力发挥其文化立国论,“国家之所以能成立于世界,不仅武力,有立国之元气也。元气维何?曰文化,”他们一唱一和,共同把文化教育视为利国福民的根本,表明他们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治国方针上的共识。黄兴随后在谈及个人今后出处时,兴办教育和实业是他两大目标。而章氏最终以发扬中华文化为晚年职志,又表明他们都有志于力行。只是天不假年,黄兴未及施展怀抱。
8月13日,孙、黄、章等共同发起举行追悼“两次革命”以来死难烈士大会。孙因病未到,由黄兴主持,章则代表一群发起人,以“某等”名义撰写了《告癸丑以来死义诸君文》。文中沉重自责与袁妥协那段历史,“自南京政府解散,提挈版籍,而致诸大酋,终有癸丑之变。祸患绵亘,首尾四岁,……某等亦有罪焉。”文中又以铲除袁氏余孽不使死难者有所遗恨为已责,“监前事之败,而知后来之覆,某等无所逃其责”。这篇祭文复可视为章与孙、黄重归于好-个信征。
可惜这一回“携手同行”为时太短。章太炎8月底有事南行,随又出游南洋群岛,待他12月上中旬归来之时,黄兴已病逝月余。弥留之际,黄兴把中国人身后最重之事,即为已撰传郑重相托,“临终时属余为之”。我们虽然无法了解章太炎知此遗嘱是何心情,但却清楚知道他不负所托,撰成《勋一位前陆军部总长黄君墓志铭》,详述死友一生主要事状。在文末之铭中,他忧愤忧虑,痴悼痛惜:“……国难未艾,神奸獝狂。无功中圯,何天之盲?中兴虩虩,宠赂犹章。頩怒喷血,瘼此献萌。死为鬼雄,以承炎黄。”12月20日,他复作《黄克强遣奠词》,同孙中山等联名致祭。而他所作挽联,“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更以其对逝者一生事功的炯识卓见,传诵一时,并成为后人评黄常常称引之词。殁者长已矣,存者常相忆。在章氏此后的文字生涯中,黄兴的名字和有关事功经常出现在笔端。其中最重要者,当推10年后所作《民国五豪赞》。黄兴被列为“民国五豪”之一“善化温温”是开篇之赞。在章氏眼中,“温温”无疑是黄兴伟人品格中最为闪光的东西。温温者,柔和、宽厚,良善也。《诗·小雅》有:“温温其恭”之句。此赞与墓志铭中章氏用自己蚀具的古奥高雅的文字所描述和评论的黄兴形象相一致:“君性刚果,而对人堤顺如女子。始以布衣搏合伦党,任天下重,光复之业,。自君始力行,用兵不尚诡道,常挺身独进,为士卒先,故能因败为胜,克龛大敌”黄兴的功业与品格,在这里被合乎逻辑地整合一起了。
对于黄兴在立身处世和待人接物方面这一优长之处,又独章太炎深有所感,章士钊作为黄、章共同的至交好友,在晚年也曾以充满人生阅历的慧眼观照及此。应该说,黄兴与章太炎的交谊,历经变化,终得保全,传为佳话,除了政治目标趋同等方面的原因,黄兴的“盛德大量”始终是有效度越劫波的梁和舟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