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尽劫波兄弟在”——黄兴与章太炎(3)
然而，同盟会在组织上还是无可挽回地出现了分裂现象，1910年2月光复会正式宣告重立，章、陶分任正副会长，孙中山因此次冲突引发对党务的深刻不满，而有改名另作之意。19l0年2月下旬在旧金山，他将新立的同盟分会改称“中华革命党”，将原同盟会誓词也改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加盟者署称“中华革命党党员”。孙置同盟会“党务予不议不论”的消极冷淡态度，又引起宋教仁、谭人风等的“大不慊”，于是遂有组织中部同盟会之议。当年9月，谭以此议专赴香港征术黄兴意见，“及晤时，克强无别意见，惟谓须有款项方可”。甩章的话来说，这一情况表明了党内关系“东京与南洋声闻转疏”，也表明了“孙、黄异议”。
但组织上的分立毕竟不等于政治上的分道，只要分立的几个组织在坚持革命的大目标上仍然一致，大敌当前，重任在肩，便有冷静下来消释意气的可能，当此之际，如若有人出面调处串连，仍不难重新组成政治上的合力。黄兴凭其在党内的地位声望，与党内各派的较好关系，孙信任他，宋、谭等尊重他，章、陶等仍对他抱有相当好感，实为当时最合宜的调入。而他又适时地通过筹划广州起义这一大事，与光复会共事合作，赢得对方心服。李燮和“欣然从之”，原光复会员赵声（伯先）作为黄兴主要助手领导此役，陶成章则不但对此役颇为乐观，“数言克强得伯先，事或可就”，而且专程返沪，谋在江、浙发动起义以为响应。在合作过程中，陶终于向本派成员表示，“孙文以后不必攻击”，“即意见不同，宗旨不合者，辩正可也，不辩正亦可也”，“即个人私德有缺陷者，亦不可多加攻击”。可以说，通过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黄必成功地初步弥缝了党内的分立。
（三）
武昌首义为黄、章重归于好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可惜彼此政见不一，格格不能相合，再度在朴朔迷离的历史转折关头失之交臂。
纵观武昌首义到民国成立的两个多月中，黄、章政见每每凿枘，大略言之，分歧有四。
分歧之一，革命党应否消亡。在汉阳保卫战艰苦进行之时，黄兴戎马倥偬，还念念不忘发展革命党势力。为此，他特向刚刚回国的章太炎“以扩大同盟会远询”。章却认为，只有广泛团结革命军旗下的各派力量，才能发展革命事业，有利于组织一个统一的联合政府。而“扩大同盟会”将欲“以一党组织政府”的做法，不利于团结各派力量，因此他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告之，克强未纳。”同年12月2日，章又致电在汉口新当选为各省代表会议临时议长的谭人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今读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诸君能战則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章太炎不懂得，在当时革命与反革命力量相呼不下的形势下，生现各派力量的联合和团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反倒在革命队伍内部增加了思想混乱，难怪孙中山一踏进国门，首加痛驳的便是这一口号：“此不特不明乎利害之势,于本会所持之主义而亦瞢之，是儒生阕茸之言，无一粲之值。”
分歧之二，军事上是否援鄂？11月27日，汉阳失守，黄兴乘轮离鄂。12月1日，黄兴在上海与章太炎、陈其美、程德全等讨论当前军事行动的部署问题时发生争议，焦点刚在是否援鄂问题上，黄主张进取南京，以为北伐根据，对援鄂态度比较消极。章太炎则主张尽快攻占南京，援助武昌。据章记述，在会上彼此的争论如下：“余言江宁即下，当为援鄂计。克强称武昌绝地，赴援无益，不如北伐便，余言天时向寒，南军无袭褐，且兵寡，不能与北军相当，终当援鄂以固根本。闻汉阳破时，炮弹及武昌督府，然石屏等以独力支柱，军心不携，焉有委弃理。克强不可。”黄兴不欲援鄂，当与有见于武昌的军事形势和那里内部复杂的派系关系有关，是亲历者的直觉直感，章太炎力主援鄂，主要是考虑到轻易放弃武昌将造成严重的政治影响，是旁观者的利害分析。但双方在北伐向题上并无分歧。章太炎认为攻占南京后，“进师北伐”与“派兵援鄂”同为必需。因此，12月1日，他又公开发表宣言，要求各地革命军“急于秫马厉兵，刻朝北伐”。
分歧之三，临时政府设置地点问题。有关这一直接关系到各派政治力量切身的重要问题，从一开始就有武昌和上海两种对立意见，为此出现了各省都督府代表分赴上述两地的特殊情况。章太炎是力主武昌的。12月1日，他发表宣言，“上海政府之说一成，则援鄂之心自懈。武昌不守，江左其能安乎！次日，南京光复的消息传来，章应邀与黄、宋、陈其美、程德全、汤寿潜等共商临时政府地点，发生争论，“迄无成议”。黄力主设于南京，而章则坚持“以武昌为都城，以金陵为陪都”，其理由仍如前述，“若曲循金陵之议，援鄂之心必懈，冒昧之策必生（谓大举北伐），其祸将不可解也。”他希望自已的主张得到与会者的支持，但宋“斟酌其间，不能谈论”，程、汤虽有主鄂之意，却又“唫口结舌，不敢坚持。”为此，他十分恼火，主武昌的意见既得不到大家支持，复因武昌军事形势十分严峻的现实状况，定都南京的意见最后占之上风。
分歧之四，临时政府的首脑人选问题。在南京光复前，章认为临时政府的首脑只当称元帅，不应称大总统，因正式大总统必待革命成功后方可选出。环视国内，品藻时贤，他主张由黎元洪和黄兴分任主副元帅，再由他们“委任内阁总理，总理组织内阁各部”。在他心目中，宋教仁，是理想的总理人选，而汤寿潜、蔡元培、张謇、伍廷芳等可分掌邮传、教育、财政、外交诸部。南京光复后，12月4日，苏、浙、沪三都督邀集各省留沪代表紧急会议，商讨大元帅人选。据章称：会上“克强欲自为大元帅，代表多屈从之”，自己则坚持旧议，期期以为不可。“余言克强功虽高，已受黎督委任为汉阳总司令，不得以部将先主帅；且前已椎武昌为中央，焉得背之？”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经力争，黎方被推为副元帅。议罢，又有人继起反对黄兴，扬言将“举兵攻兴”。黄又让大元帅于程德全'而并无实力的程则更不敢受。在此过程中，各方反应纷扰。黎于12月7日通电反对黄兴为大元帅，聚集汉口的代表也在同日议决，上海代表所定元帅与副元统无效，12月17日，汉口代表东返，在南京复议此事时，“主黄者犹未屈”，引起浙军不满，武力终于左右选票，终推黎为大元帅，黄为副元帅，而以武昌形势紧迫，由黄在宁组织内阁。不久，随着孙中山回国，公议孙、黎分任正副总统，方才结束了这一场争执。
应该指出，这一阶段双方尽管政见不一，但在私交方面则较前有所修复。豁达大度的黄兴十分注意在细节上与章处好关系。在南京光复后给前敌指挥三个联名贺电，都由章领衔，黄则届后，这恐怕不是偶然的。而黄兴在黄花岗之役舍生忘死英勇事迹和临危受命指挥汉阳保卫战，无疑也给素重革命道德的章太炎以良好的印象，有助于改变前此的恶感？正因为此，他在归国之后希望早早与黄兴会晤的心情很迫切，11月底，他在南京尧化门前线视察军情的归途中，得到黄兴从鄂东下将途经镇江的消息，就有意在镇江“留待之，舟过，遗同志往候”。在他公开发表的函电中，称孙中山为“孙君”，黄兴则被称为“黄公”一字之差，清楚表明他对孙、黄的不同评价。故而在临时政府首脑人选上，他也取黎、黄而舍孙，委婉地说孙“长于议论，此盖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以任职事”。证以胡汉明回忆当无误：“章尝倡言，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在章氏心目中，黄兴毕竟是同盟会内首屈一指的领袖人物。
（四）
但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风云变幻的政局顿使双方政见分歧加深加剧，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他们的意见对峙不下，成为民初政治生活中屡屡引入注目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