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尽劫波兄弟在”——黄兴与章太炎(2)
章作为该刊的发行人兼编辑人，断然退回由日本内务大臣和警察总监签发的封禁令，以示强烈抗议，接着，他又以“中国革命党”名义发表《报告民报二十四号停止情形》，并以英文单行本投寄各方，吁请世界人士予以同情支持。为了逼走章太炎以扫除封禁障碍，日本先以纵火报社相胁，继以资助章氏旅航印度相诱，复又通过玄洋社、黑龙会成员对黄、宋施压，试图使他们相信，章氏所为业已“失去日本朝野之同情”，还是“以劝章离开日本为得策”。面对重重压力，尽管章与黄、宋在斗争策略和方法上不尽一致，前者较为激烈后者较为稳重。但彼此在坚持斗争决不屈服这一点上仍心心相通。12月12日，东京地方裁判所判决《民报》禁止发行，章氏处以罚款，次日，黄、章、宋等在黄兴住所举行了3个小时的会议，专就是否提出上诉和是否通过妥协退让谋求获准复刊问题加以讨论，与会者有鉴于日美协约已经成立，日本政府支持清政府的政策已经确定，“提出上诉，亦将无胜诉希望”。即使获准复刊，“只要刊载内容受到限制，便不可能公开宣传其主义与方针，”也无实际意义，统一认识后，他们决定放弃上诉，另行设法在革命的舆论阵地上坚持斗争。
可以说，在1909年前，黄、章关系向前发展，处在推诚合作阶段。他们间良好的公私情谊，使得同盟会内虽有人事矛盾，却无太大内耗内损，革命力量基本上是健康发展。而黄兴屡仆屡起发动起义，更与章太炎《民报》鼓吹宣传互相应和，一武二文，相得益彰。他们无愧为同盟会内的双壁，为推进革命事业共同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
从1909年开始，黄、章关系转入不谐，相互指谪攻击，矛盾公开暴露，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1913年初，成为辛亥革命历史上异常引人注目的事件，也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影响，读史者每阅至此，尤不扼腕兴叹，治史者每论及此，无不俯首深思。
如同所有称得上历史事件的人事纠纷一样，黄、章交恶，有其形成发展过程，也有其是非曲直。
刘师培的挑拨离间，曾一度使黄对章产生怀疑。1907年冬，章为从两江总督端方处谋取巨款，同刘师培、何震夫妇多次函商对策。刘、何时已秘密投靠端方，企图以端方出资助章赴印学佛为饵，诱使章氏脱离革命。此计未能得逞。为了离间黄、章关系，败坏章之名誉，他们又于1908年冬将章氏寄给他们的6封信印成照片寄给黄兴，并在附信中极力歪曲事实真相，诬称章早己“无心于革命”，说向端方谋款全系章氏主动，而自己则一直加以反对，设法从中破坏，方使此事未成，这一挑拨曾使黄兴信化半。他在同盟会总部召集秘密会议，专门对此进行讨论。结论是章之所以如此，固因其一时糊涂，“心神狂乱，宗旨不定，稍涅即淄”。为慎重起见，又同时议决保护性对策两项，—则刘之来信和照片，当“讳莫如深，不予公布”二则以后同盟会凡有秘密事情，不再与章商量。
章太炎背此“黑锅”鉴整半年之久，直到1909年夏刘、何叛徒面目暴露方才初步消释。但一伏才伏，一波又起。接踵而来的“伪《民报》事件”，顿成黄、章交恶的起因，《民报》被封以后，章曾多方设法以求复刊，但无论是迁往美国或其它地方继续出版，都必须筹集一笔相当可观的经费。他曾寄望于孙中山，但孙当时既无丰厚充足的财力，也无急切相助的心思，客观上有限的经费主要被孙用作军费，用在安置云南河口之役后辗转遣送到南洋数百名起义军身上。主观上孙的注意力确也不在东京本部，而拟在南洋另辟新基，所以他一再出面为新加坡倡办的《中兴日报》筹集资股，而对《民报》则甚为淡漠，确似有以前者取代后者的意向。于是，章又转而寄望于当时正在南洋活动的陶成章，希望他直接从南洋筹款成功，以助《民报》复刊。但陶在南洋奔走经年，所得无多。为此陶归咎于孙中山不予积极支持，反“暗中设法播弄”。不久，又有传言入耳，说孙曾指称陶为“保皇党及侦探”，积怒所致，陶等便利用同盟会章程有关总理四年改选一次的规定，在1909年8月四年到期之际，以川、广、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的名义，提出一份《宣布孙文南洋一部之罪状致同盟总会书》，要求免去孙之总理职务并开除出会。陶在8月从南洋赶到东京，将此书交给黄兴。黄一面拒绝散发这些材料，极力解释种种误会，一面又与谭人风、刘楑一联名致函李燮和等辩明真相，以促南洋诸人之反省。
几乎与陶回到东京的同时，注精卫也跟踪赶来。据陶所称，汪之来此，“一为辩护中山，二则因南洋反对日多，欲再来东京窃此总会及《民报》之名，以牢笼南洋，”在秘密筹备《民报》复刊过程中，汪故意排章于外，自行编辑出版了《民报》第25号，这就进一步激化了原有的矛盾。怒不可遏的章太炎撰写了《伪<民报>检举状》，印成传单广泛散发。在传单中，章借用陶等攻孙材料，称续刊《民报》为“假托恢复之名，阴行欺诈之实”。于是所谓“伪《民报》事件”腾于众口，成为孙、黄与章、陶关系急剧恶化的标志。
事态发展至此，争执双方看法不一。陶事后认为，在此过程中，为人“欺妄”的汪负有不可推卸之责，黄为其巧言所惑。汪“以术饵克强，遂不由公议，从以《民报》授之，以精卫为编辑人，由秀光社秘密出版，托名巴黎发行。东京同人概未与闻，为易本羲兄所知，告之章太炎先生，太炎大怒，于是有传单之发。”黄、注则认为，该负任的是陶，章为其“谗言所中”，故有印发传单鲁莽之举。
冲突过程之始，黄兴曾作过不少调停工作。当这种努力失败之后，孙、黄决定反击，而黄兴则又充当了反击工作的组织发动者。他向孙中山保证，“至东京事，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毋以为忧。”为此，他作了多方部署。
首先，他以“中国同盟会庶务”的名义，发布《致美洲各埠中文日报同志书》，说明章等发往美洲、南洋各地之材料，决不代袭同盟会总部之意，强调“近日奸细充斥，极力欲摇撼本党，造谣离间之事陆续不绝，同人可置之不理”，颇有影射暗示章等为“清政府侦探奸细”之意。“太炎传单出后，克强屡使人恐吓之，谓有人欲杀足下，以破坏团体之故也，”同时，他又“函责太炎以晚节不终”：把当初刘师培寄给自已的照片，即章氏的6封信，交给《日华新报》发表。章不服，反唇相讥，“端方请其入幕，并派湖北人吴坤往天津渴端方，意欲何为？”章并作“辩书一纸，将以付印”。
黄兴“以身力柜”，从而群起相随，在孙、黄掌握的报刊上掀起一阵攻章浪潮，“满州鹰犬”、“出卖革命刀、“中国革命党之罪人”和“《民报》之罪人” 等帽子，一一落在章氏头上，章氏昔日革命经历及其主办《民报》之功，在只图一时之快的反击中被全盘否定了。
平实而论，尽管在攻讦中双方都使用了极为尖锐的刺目伤心之语，但作为两造之一的黄兴还是表现了一定的理智和大度，对章太炎仍有所护惜顾全，这在他当时写给孙中山的有关信中可以看出。他对章、陶有所区别认为此次风波所起，陶为主动，章为附从，章为对陶“表同情者”发布《伪<民报>检举状》也是陶之“运动”所致，做而虽然章名高于陶，信中仍多称“陶章”或“陶等”云云。据此，他向孙建议对章态度可以有所宽容，“不必与之计较，将来只在《民报》上登一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可不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