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尽劫波兄弟在”——黄兴与章太炎
黄兴和章太炎是辛亥时期的革命双柱，一为卓越的革命实行家，一为杰出的革命宣传家。他们煌煌烈烈的武功文业，成为彪炳史册的重要章节。而他们相交离合的复杂背景，又成为史家注目的争议要题，在作者看来，他们以共同的革命理想而相聚相合，复以不同的策略方针、处事原则和个人性格而相违相暌，最终又以求得共识和好如初，彼此交情的起伏轨迹，整个镶嵌在辛亥革命前后十余年的历史大背景中，蒙上了一层浓重的政治悲剧色彩。古语所谓“兄弟同墙，共卸其侮”，最能说明他们的关系发展，而度尽劫波，兄弟情深，又最能说明他们的关系归宿
（一）
从年龄上说，1869年出生的章太炎年长黄兴5岁，足以为兄。从传统文化的修养和涉足政事的经历上说，早岁师事著名学者俞樾并对维新运动作出积极反响的章太炎，也较黄兴先着一鞭，足为先进。当黄海海战的硝烟散去不久，黄兴尚在家乡的书院攻读应考，章太炎已是颇有著述，称誉杭州沾经精舍的高材捷足，并加入强学会和参与《时务报》工作，成为变法救亡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年轻志士。
不过，湘越之间这两股伏流很快因汇入汹涌奔突的时代大潮而会合交流，泯去了起始时期相互的一点位差。
1808年春，章太炎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邀，前往武昌帮办《正学报》。但他很快就在思想学术和政治问题上同张之洞及其亲信梁鼎芬发生激烈冲突，在鄂不过月余，便匆匆离去。黄兴即在是年从家乡选调到设在武昌并由梁鼎芬担任院长的两湖书院。作为一名普通学生，他未必详知章与张、梁大起冲突之事。但作为梁的“得意门生”他也许略晓梁对章的深恶态度。我们目前尚不知道黄兴在1898年对时局的见解，只知道入学年余之后，即1899年，他因西洋革命史和卢梭《民约论》等西方新学的影响，曾引发排满革命思想，他若知章被逐之故，那么，他必对被乃师诋为“心术不正，时有欺君犯上之辞”的章太炎心向往之，引为同志。
1902年，黄、章曾有一次面交的机会，这年6月，黄兴被选派官费赴日，进入设在东京牛迭区的宏文学院师范科学习。章太炎则因“言论咨肆”被当局追捕，于同年2月底东渡，留居东京牛达区中国留学生公寓。双方不但在时间和地点上有相见的可能，而且在人事机缘上也有一定的中介条件。曾经与闻自立军起事之谋的黄兴，与唐才常、秦力山等结有深谊，唐牺牲，他为之痛悼，秦等事败出亡，他为之秘密饯行，并力劝他们放弃保皇的幻想。1900年所怍《咏鹰》诗有云，“可怜此豪杰，岂肯困樊笼。一去渡沧海，高扬摩碧穹。”研究者常视为与秦等赠别相勉之作。章太炎也曾与闻自立军之事，但他不满唐等既排满、复勤王的矛盾态度，因有著名的割辨与绝之举。东渡后，他与放弃保皇立场的秦等一见如故，结为同志。一面因秦之介，得与孙中山订交，相与讨论革命后的建都问题和土地问题，—面又因孙中山之助，得与秦等一批湘籍学生，于1902年4月26日共同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尽管目前尚无材料表明黄，章是否因秦之介而握手于东京，但至少可断定他们在精神上是更加接近了。
1903年春，拒俄运动展开，黄兴出任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回国策动革命。6月初归抵上海，从而目睹了随即发生的以章太炎为主角的《苏报》案，《苏报》自5月底章士钊出任主笔后。力行改革，鼓吹革命。从6月9日开始，《苏报》陆续刊载评介邹容《革命军》和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文章和广告，复又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主要部分。当局对此极为恐慌，密令查拿。6月30日，章太炎被捕，次日邹容自动投案，7月6日报社被封，从而引发了一场震动海内外的清来最大文字狱。案发前不久，因同乡同学之谊，黄兴与章士钊颇有来往，询有关报事甚祥。报社被封后，彼此又“计划如何筹款”，先赴秦兴访龙砚仙，后至南京访江督魏光焘之子魏肇文。“旋折回沪，部署略定，乃同返长沙”。龙氏为倾向革命之湘中巨族，访龙固为返湘后活动张本；魏光焘为负责查处《苏报》案之大吏，访其新日本归国之子，是否与救援章、邹有关？惜无信证，立此存照，姑待他日。随黄同归长沙者，章士钊外，还有张继。这样，爱国学社期间义结兄弟的四人，大章与邹在狱，小章与张赴湘。而随后，在狱者策动成立光复会，赶湘者秘密创建华兴会。彼此分头并进，共倡革命。这件事很具象征意义，表明了湖湘和吴越伏流的突起，也展示了黄，章二人的新起点。 此后，尽管革命工作繁重，黄兴未尝忘怀在狱者。1905年4月，邹容死于狱中，沪上传闻为清吏毒毙。消息传到东京，引起留学生公愤。黄兴被公推主持调查事宜，旋派张继返沪调查。舆论压力终于迫使当局改善章太炎在狱待遇，章氏后来深感，“余之生，威之死为之也，”其实，还可以补充说：章之生，黄等奔走活动为之也。
等到《苏报》案三年狱满，章太炎1906年7月东渡日本之时，革命形势也有了很大发展，进入而立之年的黄兴也在革命斗争中迅速成熟，他以自身的卓越才能和优秀品格被推为同盟会的第二把手，从而组成孙黄领导轴心。而随后挟其《苏报》案盛名来此的章太炎，又理所当然地成为同盟会中仅次子孙、黄的第三号人物，原华兴会中黄兴的主要助手宋教仁，则以其干练精明足智多谋而位列第四。从此，同盟会最高领导层的这一基本格局，就成为直接或间接影响中国革命和中国政局以及黄、章关系的一项重要因素。
章太炎此次到日本，如果说，孙中山以组织隆重的欢迎大会，宋教仁以殷殷造访促膝问学表示热烈欢迎，那么，9月刚从南洋归来的黄兴，便特意组织了一次盛大的《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对于接手《民报》主编工作不久的章太炎来说，黄兴所为也许更切实际。恐怕与此有关章主持《民报》十分尊重黄的意见。1907年初，《新民丛报》招架不住《民报》的凌厉攻势，梁启超挽请黄兴的同乡友人、原华兴会成员徐佛苏出而调停，章、宋原欲同意所请，最后终未接受。其中原因，据宋称，是孙中山“不以为然”，据章称，则是“克强不许”。
1906年秋冬之间，为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孙、黄，章等共同制订同盟会《革命方略》。《革命方略》包括《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处国民军之关系》等11个文件，这些政策性文件旨在防止各地政令不一、各自为政的现象，以备各地党人武装起义时使用。可以说，《革命方略》的制订是辛亥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孙、黄、章共负领导之责的一重要纪念。
一般可以这样认为，人们常常称述的同盟会上层领导成员间的矛盾纠葛，在1907和1908年间，呈时张时弛、若隐若现状态，并没有激化，应该指出，在种种复杂的人事关系中，黄和章的忍让克制、相与调和起了一定的缓解作用。1907年2月，在著名的孙、黄关于国旗图式的争论中，章作为调人与焉有力。据当事人回忆，这一争论“后经章太炎、刘揆一设法凋解，暂搁其议”。同年发生的孙、章为《民报》经费而生的冲突，乃经黄之调处劝解，方平息此次“倒孙风潮”。孙、黄全力从事南部起义未易为功，又引起宋教仁对此策略的强烈不满。1908年中，黄败归东京，宋不愿往见，并有“不杀孙、黄，大事不可就”之传言，使素来亲厚的黄、宋关系变得十分紧张。当此之时，章一面批评专注南方军事之不妥，一面又努力调解黄、宋关系，劝黄“谗问之言，何所不至，遯初诚狂，嫉君则未也”，从而促使双方复交共事。
在接踵而来的《民报》封禁事件中，黄、章的团结斗争为彼此兄弟情谊添上了新的记录。1908年10月10日，《民报》第24期刚刚出版，时值清政府派唐绍仪为中美联盟专使，道经日本，《民报》为文抨击，唐氏使驻日清使与日政府交涉，要求封禁《民报》。日政府惧中美联盟不利于已，乃允许所请，借口《民报》文字有激扬暗杀，破坏治安之嫌，即行封禁，以见好于清政府。于是就发生了黄、章、宋等共御其侮、反对封禁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