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尽劫波兄弟在”——黄兴与章太炎(5)
对比之下，黄之待章，显见留有余情，检阅该时期他的文字材料，我们未曾发现攻击之词。倒是陶成章被刺后，在致陈其美电中，他除痛悼陶氏并要求缉凶严究外，更明确命陈“设法保护章太炎君为幸”。尽管章太炎并不领情，仍然怒气冲天，把黄、陈等视为朋奸，“见斯电，知二竖之朋比为奸，己发上冲冠矣”，但黄兴护持之意始终不变。当章与孙，黄政见分歧越来越明显时，同盟会内有人“以其所反对者，乃国利民福也，”“欲暗杀”，又是黄兴出面“抑止之”，并通过章氏得意门生黄季刚把这一信息转告，尽管章太炎仍不领情，借公开复书黄季刚，继续攻击黄兴此举为“恫疑虚愒”，但黄兴对章依然不变其宽厚之心，雅渊之意。
黄兴为何此番对章如此容让？
1912年5月，黄兴概叹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江的那次谈话，充满忧患焦虑之情，以可用来解释他对章（也包括在此前后对孙中山等人）一再容让的原因。“……看到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之后，起初他们的弟兄颇知共济，故能席卷湖广，开基金陵。不幸得很，后来因为他们弟兄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腾胸，为之顿足三叹。……我取名轸字，就是前车既覆，来轸方輶的意思。也就是我们革命党弟兄，不要再蹈太平天国兄弟覆辙的革命要件。”在这里，相距半个多世纪的两次性质不同革，命运动，由“席卷湖广”而“开基金陵”的胜利途径同，革命势力受强大的“北廷的严重威胁同，革命队伍内部意见纷纭互相磨擦同。前车覆，后年诫。在龙蹯虎踞的石头城内会不会重演一场“互争权势，自相残杀”的历史悲剧，它不能不激起黄兴的瞿然惊觉和深刻忧虑。努力克服业己显露的内部轧轹，包括同章太炎的争歧，务使“来轸方輏”，迳赴民主共和的理想之域，也就不能不成为黄兴全心全力所注之事。同年9月17日，黄兴在上述那次共和党欢迎宴会上的讲话，充满“费厄泼赖”精神，又似可用来解释他对章一再退让的近因，“彼此均以国家为前提，尚有何事不可商榷。盖讨论政见与党派毫无关系，即同党人亦往往有因政见之不同而生差异者。且党员政见不贵苟同。政治本无绝对之美观，政见即有商量之余地，如贵党以为是，敝党以为非者，一经平心讨论，贵党所主张果属可行，则敝党必牺牲党见而赞同之。……盏彼此均以国家为前提，只求真理，固无丝毫成见于其间也。”在这里，相信政见不同为正常之事，相信只要彼此都可以国事为重，将来必有商榷求同，消除成见，“携手同行，共谋福利”之一日。这一番恳挚的话，宛如专对拒绝赴宴的章太炎而说，它足使我们遥想起干载以前蔺相如不愿与廉颇发生冲突决裂时所说的那段感人肺腑之言。只不过20世纪新演的“将相和”－剧，“将”“相”的角色身份恰好作了对调，而彼此由分道扬镳转为“携手同行”，尚有待经历一场严酷事变的考验。
（五）
从1913年初并始，黄、章关系渐趋和谐。袁世凯政治面目的日益暴露，使章太炎由寄望变为失望，对孙、黄则渐由表异转为表同。显然，章太炎政治觉悟的提高，为黄、章关系的修复提供了基本的必要条件。
口无遮拦的章太炎曾对袁世凯政府在内政和外交上的种种设施提出过批评。1912年12月，他又发起了一个“根本改革团”，主张继续推进“政治革命”。虽然所谓“根本改革”不外为请袁淘汰阁员，任用良吏，但它毕竟表明章、袁之间在政治上已生歧异。于是，既示羁縻，复求耳根清净，袁在年底为章安上一个有名无实的“东三省筹边使”的虚衔，“投畀有北”去了。章一度欲在东北有所作为，施展平生，却处处受到掣肘，“奉职亦不获称，困辱随之”。在困辱之中，对当时黎、黄抵拒袁军的迫念之情油然而生。1913年2月所作《熊成基哀辞》认为，光复会骨于熊成基若非遇害过早，则武昌首义后必将“率义夫以奖大顺，虽与黎、黄二公鼎足而三可也”。不过半年，黄兴在他笔下又从“匪”，戏剧性地直接升格为“公”。这就预示黄，章关系很快就会出现新的转机。
当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刺。宋为黄、章共信互爱之人，他之突遭大故，顿时成为黄、章迅速弥合嫌隙的一大动因。与黄兴在沪为揭露宋案真相而奔走努力相呼应，远在东北的章本炎则对袁政府表示极大怀疑；“宋案恐有指使，法史鞠囚，必不能水落石出。”随着宋案真相大白于天下，章太炎终于从对袁的的幻想中幡然觉醒，开始认识革命党人重新联合的必要。为此，他呼吁“取各党中革命人材纠合为一”，而各党联合尤以己所涉足的共和党和国民党的联合为最要，因为前者“中坚尚是革命健儿”，后者“亦尚有真革命党”，两党“他日首魁相处，能复旧交，则或容和合耳。”
这一政治转向，当然受到孙、黄欢迎。当他4月17日借故离开长春任所到达上海后，国民党总部在欢迎通告中，把“革命先觉，民国伟人”的桂冠重新送回给他。在4月23日的欢迎会上，陈其美致词又称他“学问道德皆高尚纯洁，四万万人仰为泰山北斗”。他则在即席答词中，以负疚的心情比较南北政治问题表示“若坐视腐败专制之病常存留中央，则民国共和终成梦想。故今日吾革党对于建设民国一问题，当仍以猛进的手段，循文明的步调，急求破坏专制恶根，拚命力争共和二字，此后方有建设可言。”口称“吾革党”，宣言专治“存留中央”之“腐败专制之病”，太炎的政治态度是比较明朗的了。
这一政治转句，自然又受到袁世凯的密切注意。5月25日，袁发布命令，授章以“勋二位”，以图笼络。5月底，章经武汉回京受勋。在总统府，他曾以黄兴的政治动向为契机，与袁相辩。据载，袁问黄兴近况：“克强意如何？”章答：“遯初之死，忧惧者不止克强一人。”袁曰：“报纸传克强欲举兵，称为遯初复仇，何诬谬如是？”章立即回击：“南方报纸亦传公将称帝。道听途说，南北一也”。袁即辩解，说自已不敢实行帝制。章则以亦诫亦讽的口吻直言相告，当头捧唱其称帝迷梦。这一席放言无忌之谈，直说得袁世凯无可再言，“默然，两目视余面，色悻悻。时辰钟过三分，乃曰：“明日来受勋耳。”在京期间，他还在接见各报记者时，极力为孙、黄作辩，以正视听，并委婉表明自已与孙、黄对国事的看法渐趋一致。所有这些，当然更使袁世凯恼恨不己。
章太炎这次进京，只住了一星期就又南返上海。6月8日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举行的欢迎茶会上，他检讨一年多来的政治：“所最堪叹息者，一，民党当日不应退步，遗留腐败官僚之根株；二，民党不应互相猜忌，争先利用不良政府，使陡彼得乘机利用政党，此民党失败之总因。今日追悔，亦属无益。就民党这一方面说，唯有化除意见，联合各省起义同志为一气，合力监督政府，终有改良政府一日。”与此同时，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也说，袁“于革命党人无不忮忌，非迁就即能幸免也，……黄克强近若穷蹙，兄所以愿与往还，亦寓扶持之意。”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分析，章太炎决定了自已今后的出处。如果说，6月15日章太炎与汤国梨举行婚礼，孙、章等愠服往贺，标志彼此感情重趋融洽，交好如初。那么，6月18日章致电袁世凯请辞边使之职，电文所谓“生死之分，一听尊裁”，可视为义无反顾地与袁决绝的宣言书。
在解决“宋案”的基本途径上，众所周知，孙中山要求起兵讨袁，主“武力解决”，黄兴有鉴于军事实力不足，要求凭借法律揭露并孤立袁世凯，主“法律解决”。章太炎则主“政治解决”，即要求利用正式大总统选举的机会，联合各派反袁力量，揭露其罪恶以造成其政治上的劣势，被迫退出总统竞选，大略言之，黄、章意见相对接近，因而在实际行动上也多有一致相商之处。其主要表现则为，他们共同寻觅实力人物作为反袁的要着，环顾国中，章独留情于黎元洪，希望他能应时奋起，“厉兵北上．请诛罪人，以为南方指导”，然后求得“政治解决”。5月武昌之行，章之本意即在劝黎反袁。在这里，他不期而遇奉黄兴之前来策动黎反袁的岑春煊和章士钊。虽然怯懦的黎害怕机事不密反累自身，很快把这几位说客礼送出境了。但黄兴仍对素有足智多谋之称的岑春煊的活动能力深信不疑。讨袁军兴，他即率众热举岑为“中华民国讨袁军大元帅”。岑曾计划联合清室，复辟势力共同讨袁，一旦成功则举清宗室成员为总统，以防制袁之归部为变。此计为章所知后，力驳其非。据载，岑因而取消了这一颇有复辟嫌疑的计划，改为“教克强奉程（德全）都督为主，勿令走，有亟，则己来助之。克强乃行。”章纠岑之失，避免了一起可能发生的复辟势力介入反袁斗争的事件，从而间接促成了黄兴在南京起兵讨袁。7月12日，章士钊偕张继携黄兴嘱拟之讨袁檄文前来征求意见，章太炎阅后即表赞同，“此何必工，如亲所属革可也”。这就是三天后以黄兴名义发布而传遍海内外的《讨袁通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