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术界出现一种观点，即全国两会起源于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的构想。具体说来，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后，孙中山在其建国构想里提出了两种民意机关：一是“国民（代表）大会”，此为根据区域代表制建立的正式民意机关；二是“国民会议”，此为职业代表制成立的非常民意机关。孙中山的这一构想被以后国共两党继承，尤其是成为当代中国两会的起源。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并不准确，值得商榷。

　　首先，当代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非起源于孙中山的“国民大会”构想。因为孙中山此构想并不赞成未来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当代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亦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理论渊源上应当起源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此外，列宁领导下苏俄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亦为其重要思想来源。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于1918年11月就说：布尔什维克建立的政权之基本制度是“有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蔡和森于1920年8月13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也说：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政治组织”。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宣布把建立苏维埃制度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自然主张效法苏俄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因此，当代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直接来源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有关主张，但若再向上追溯，则起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和苏俄的有关构想或制度。

　　其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并非起源于孙中山的“国民会议”构想。虽然孙中山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宣言中主张“召集各省职业团体（银行界、商会等）、社会团体（教育机关等）组织会议，筹备偿还外债之方法”，尤其是于1924年11月10日在《北上宣言》中开始“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但是他提出“国民会议”构想却是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之后。1923年2月7日，陈独秀在《向导》第19期发表《中国之大患——业兵与职业议员》一文，说：“用由现存等团体（如工会、商会、教育会、律师公会等）选举的国民会议、市民县民会议，代替现在职业议员的国会及各级地方议会。此种国民会议，不但代表其团体的意见与利益有一定之后援，能收监督政府之实效，而且每年改选一次，每次会期不过一二月，不妨碍议员固有的职业，谋生无后患，至少也不至象现在的职业议员长久群聚废业，为谋利求官而有奔走结纳煽动政潮的必要与经验。”1923年7月22日，李大钊在《北京周报》第74号发表《中国今后的政治运动》一文，说：“当前必须着手组织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机构。”“只有由全国的商会、农会、工会、学生会及其他团体中推出适当人数来组织，才是惟一的途径。”显然，在1924年孙中山主张召开基于职业代表制成立的“国民会议”以谋中国统一和建设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已提出要召开“国民会议”，而且孙中山于1924年主张召集“国民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起到了推动作用。

　　不过，孙中山于1924年主张召集“国民会议”，1925年3月11日在《国事遗嘱》中说：“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这对后来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具有参考作用。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孙中山遗嘱上面写着“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孙先生死了十五年了，他主张的国民会议至今没有开。”1944年3月14日，周恩来在《解放日报》发表《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一文，也说：“我们也热望孙先生遗嘱中开国民会议的那一条，能够在不久就可实现，使民主自由的宪政，真能见之实施，而不是徒托空言，造成很不利于国家民族的局面。”这些都表达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要求尽快实现孙中山“国民会议”构想的美好愿望。

　　综上，虽然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前后在其建国构想中主张召开“国民大会”和“国民会议”，但这并非当代中国两会的起源。不过，他于1924至1925年主张召开基于职业代表制产生的“国民会议”，并就如何召开“国民会议”提出了一些具体设想，对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均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甚至在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中亦不无启发意义。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