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孙中山前往新加坡进行革命活动。由于保皇党先期在此对反清革命作过恶意歪曲，很多华侨不仅不相信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甚至引生误解。一次，孙中山正在餐馆吃饭。一位广东华侨故意出题为难：“孙文，你说要打倒清朝，请问你用什么兵力去打倒？”孙中山答道：“老乡，我们有办法的，打倒清朝很容易，我们的军队多着呢！哈哈！”华侨质问：“什么军队？我只见你一个人在这里吃饭。”孙答：“是的，我们有很多军队，清朝的新军就是我们的军队，清朝皇帝在给我们训练军队呢。” 华侨听完，放声大笑：“哈哈，真是孙大炮！”旁人随之哄笑起来。

　　孙中山面对嘲笑并不感意外，依然宣讲革命主张，激励华侨资助反清。随行的同志深知先生为革命殚精竭虑，反被误解，欲起而论理。孙中山即心平气和地解答：“没有什么，不要怪人家，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还不够，侨胞们误解我们是很正常的事，当他们明白了革命的道理后，他们会起来支持革命的。”对于浑号“孙大炮”，他幽默地回应道：“我做一门革命的大炮有什么不好，我宣传革命嘛。”孙中山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隐喻清朝的脉门——朝廷训练的新军不正是日后推翻清朝的主力军吗！这门大炮足够“火力”！

　　古语云，唯英雄识英雄。孙中山伟大的抱负、理想与气魄发于平凡，又超乎平凡。他于1917年创发“知难行易”学说，旨在勉励国人追求真知，力行民主，有的放矢，切中时弊，却亦遭非议。胡适无愧眼光独到，曾力排众议，为此学说作过客观的评价：

　　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画……中山先生一生就吃了这个亏，不是吃他的理想的亏，是吃大家把他的理想认为空谈的亏……在这个时候，若能用科学的知识，定下一种切实的远大计画，决没有不能实行的道理。从前不知尚且能行，现在有了正确的认识，行起来更容易了。

　　胡适原本也是瞧不起孙中山的，认为孙氏能说善道，只是会做表面文章，肚子里恐怕是空的。

　　有一次，胡适有意造访孙中山，看到满架子的书，心中暗自好笑：“孙文倒会装面子！”趁孙中山有事离开，他随便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只见几乎每页都圈圈点点，不由吓了一跳。他转念一想：“这也许是碰巧吧！”便又抽出一本，还是如此。抽出一本又一本，竟没有一本不熔铸着孙氏的心血！胡适顿生疚意，汗颜而归。事后，悄悄对友人说：“‘孙大炮’，可是门不可轻视的实炮！”

　　关于国人对十年筑二十万里铁路的质疑，孙中山不止一次在演说中作过回应：愚见拟于十年建筑二十万里铁路，在旁人乍听之，以为诧异。若以最浅近、最简单之法言之，则人人共晓。譬如以十人一年工作筑造路工一里，以此推之则二十万人一年可筑二万里，二百万人一年可筑二十万里矣。以中国四万万人计之，能当路工者，岂止二百万人乎？特一人驾驭二百万人或不易，或以各小团分办；则规画自易。期以十年，则范围更宽，其成功可操券也。惟是此项预算，必须六十万万元。（见《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可见，孙中山兴建二十万里铁路的前提“必须六十万万元”和精细的规划，显然不是瞎吹。

　　话分两头，孙中山的真大炮是有充分内蕴支撑的。孙中山喜读地图，熟悉水陆航道，在危急关头，几次化险为夷，既挽救了同志，也挽救了中国革命事业。他的卫士长黄惠龙在《中山先生亲征录》有载：1923年“七月六日，确悉逆贼陆军，有环攻长洲要塞及我舰队、以期二次危害总理之消息。总理乃召集各舰长，开军事会议，出海图以示各舰长，且言有海心岗小河，为从来大舰所未曾通航者，水深若干，早已详注此中，此数日间拂晓时潮涨，我舰队可由此通过；各舰长面有难色，静默无声。总理遂令舰队，于九日拂晓四时，径由此海心岗小河，出三河口，绕道而至新造（即长洲要塞之后方）集中，卒之吾舰队乃安然通过，初无意外。夫以海军专家所未及察之小河，而总理却能知其必能通航者，此盖总理平日对于水陆形勢无不留心，所以收此效果也。总理平生对于海道之异迹，为余所闻见者，厥有三次：（一）为张勋复辟反叛之役，总理率北洋舰队南下护法，各舰长皆未习粵河航线，恐易搁浅；幸总理在吊桥指示，不生意外，该舰长大惊，叹为天授。（二）在粤省，由虎门至焦门，舰长不习此间风涛沙线，总理出一小地图令余与舰长细察，依照图之水线而行，卒能安然到达。（三）为此次之渡过海心岗，然后知总理平日室中水陆地图，积如冈阜，有暇则张图于地，俯伏而详视之，笔注之，盖其所得者深也矣。”（见《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

　　谭廷闿对孙中山的认识转变也不失为一个典故。辛亥革命前，缘于信仰不同造成政见的差异，谭氏对孙中山的认识不免肤浅，尽管1912年加入国民党，任湖南支部长，也多行实用主义，但一直“以为孙是只会讲外国话而没有读多少中国书的一个革命党人。所以也就开口闭口跟着一些骂孙中山为只会说大话、放大炮的一个人，亦呼孙中山为孙大炮”。谭廷闿第三次卸任湘督后，有机会与孙中山“信使书札往还，讨论国是”。受孙中山的教诲颇多，对三民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孙中山到达上海时，谭延闿亲自到码头迎接，并连续数周每天都到孙中山寓所谈话，“过从几无虚日”。经过亲近的接触和认识，谭廷闿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常对人说：“革命领袖，非孙公莫属。”“我自追随孙先生左右，朝夕领教以来，才逐渐认识到孙先生不是如我从前听说的孙大炮，而确是一个文通中外学贯古今的有真才实学的人，是排满、反袁、打倒北洋军阀的一个真正领导人。”“我一生佩服的只有孙先生，除孙先生外，再没有第二人了。”他致函告诫部下要坚定信念：“我们不但救国要跟孙先生，即做人亦非以孙先生为师表不可。”（见《谭延闿文集·论稿》（下册））

　　毛泽东忆及孙中山印象时指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虚心的。”这是时人对孙中山精神品格的高度概括。

　　孙中山的虚心，确是有据为凭。1897年3月，俄国伏尔霍夫斯要求孙中山写一篇论述法国和俄国在中国的文章，孙中山复信说：“我必须承认，即没有一位朋友的帮助，我将不能用纯熟的英文写出任何的东西。在文字上帮助我的人，近几天恰巧不在首都。”此实是向朋友交底。为研究平均地权学说，他曾仔细研探德国人在青岛施行的土地公有模式，又请日本顾问两名协助研究，亦无成果。于是他致函一些党人，言明自己致力探究解决中国土地问题，但没找到有效办法，要求同仁一起探讨。其虚心可见一斑。

　　孙中山生性聪慧，悟性灵敏，深悉书中的世界无限宽广。他认知的来源靠学问与经验，读书则是集聚知识、学问、经验的必途。在他看来，不读书则乏有理论的指引，更谈不上鼓动风潮，驾驭时势，开创革命大业的实践。而追求新知，阅读新著乃是秘诀。1923年冬天，黄季陆从加拿大返国，带回《战后欧洲新宪法》《近代政治问题》新书两本，历航海二十多天到广州，去请教孙中山，惊见孙中山经已在《近代政治问题》一书中，用红蓝铅笔划了许多横线，或打问号，或有圈叉等记号。孙中山说：“读书要多读新出版的名著，这样才能渊博，才能吸收新知。阅读专著也很要紧，这样学问才有系统。……做事时更要抽出时间来读书，不然便追不上时代，一个人追不上时代便会变成一个落伍者。”——善哉！真知—前沿—远见，便是“真大炮”的炮弹！孙中山高人一着者也！

　　（王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顾问）

• 上一页
• 1
• 2
•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