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克己　诚信待人

　　伟人与平民之别，在于表率：生活上勤谨廉洁、不事奢华；政务上大公无私、不落俗套。孙中山正是这样立身待人。他的这种品格，于民国初年，堪称政治生态的典范。

　　一次，孙中山在广州发表演说，阐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哲理。他举例说：“西洋人也重视修身，他们出则衣履整洁，纽扣必结，须面必剃，革履必擦，指甲必去污垢……。”

　　岂料，闭会以后，随行人员私下议论开来：“今天先生的讲话恐怕有些错，中国人讲修身，主要是从品行上讲的，所谓‘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以身作则乃为士民之范’是也”。

　　“是呀！”随行有人接着插嘴：“先生今天所举的西洋人的例子，是指他们讲卫生，不是中国人所指的修身，这与中国人所讲的‘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一样，是属于外表的范围，不是修身的重点。”

　　孙中山听了随员的议论，沉思了好一会儿，颇有感悟地说：“那这样讲来，是我错了？”

　　随从如实答道：“恐怕真是先生弄错了。”

　　“既然错了，那就得改正。”孙中山叫来秘书询问：“我的讲稿是不是已经发给报馆付印了？”

　　秘书答：“讲稿刚送过去，报馆可能还没来得及印。”

　　孙中山说：“那好，你和卫士们跑一趟报馆，把原稿取回来，辛苦大家了。”

　　由是，孙中山的秘书和卫士们匆匆赶往各个报馆，把准备付印的讲稿取了回来。孙中山学问上恭谦朴实、一丝不苟、兼听则明的态度，在新闻界和知识界传为佳话。（这一史料来源于李刚编《幽默与机智大全》，但与孙中山的另一演说存在矛盾。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仍然这样解释“修身”：“像吐痰、放屁、留长指甲、不洗牙齿，都是修身上寻常的功夫，中国人都不检点。所以我们虽然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智识，外国人一遇见了便以为很野蛮，便不情愿过细来考察我们的。参见《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49页。）

　　孙中山处事严于克己，对待家人、乡亲同样公而无私，不讲“情面”。

　　他任职临时大总统期间，广东有人推荐他的长兄孙眉出任广东都督，他断然复函劝阻。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5月27日，回到阔别十七年的故乡翠亨村，展示了以身作则、天下为公的风采。

　　乡亲们听说当大总统的孙中山回来了，自然兴高采烈，满怀希望，纷纷请求孙中山拨回公款修祠堂，建道路，办学校，把家乡建设得更好。以天下为己任的孙中山，既不摆光宗耀祖威风，也不秀衣锦荣归派头。他对乡亲们说，民国百业待兴，处处需要花钱，财政十分困难，要是真心想把村里搞好，还得靠大家共同出力。以是，每每乡亲们向他提出要求，他总是微笑着答道：“易的，易的，你们尽管自己动手去做。”

　　难得与乡亲们促膝叙旧，闲话桑麻，孙中山回乡三天，演讲三次，宣传民生建设，鼓励乡村革新，却没有动用任何公费、为村里办一件“实事”。临别之际，在村中办了简便酒菜二十桌，请乡民一起聚会，便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1913年，孙中山重游阔别多年的香港，一日，出席香山会所的欢迎会。大会主席陈赓禹致欢迎辞之后，希望孙中山能为香山县夺回被东莞县占用的东海十六沙土地，为邑人解忧排难，并强调乡亲们正期待着孙中山的答复。孙中山没有答应这一要求，他向乡民解释说：无论是香山县还是东莞县，都是中国的地方；香山人和东莞人都是同胞，都是兄弟姐妹，大家不应该为界限之争纠缠不休

　　至于东海十六沙如何归属，“这是地方上的事情，大家可以去找广东都督胡汉民商量解决”。孙中山的答辞，对那些计较地方得失的人来说自然颇为失望，但他表现的公正无私的品质，却赢得了更多民众的爱戴和尊重。

　　理性与“情面”是一对矛盾，孙中山对乡亲讲理性，对至亲也是不留“情面”。

　　孙中山与姐姐妙茜自小感情很好。儿时，姐弟时常携手上山割草砍柴，下田除草收割。成人以后，虽天各一方，情谊从未改变。孙中山与人闲谈，提起故园旧事，总免不了称赞姐姐一番，十分感激她对自己的关爱之情。

　　姐姐有个儿子叫杨杏冲，孙中山在南京出任临时大总统期间，有人对杨杏冲说：“你舅父现在当了大总统，为什么不向他找份美差呢？”

　　外甥深知母舅性格，去南京求职肯定会碰钉子，便推说：“舅父远在南京，若是我去任职了，家里的田地谁来耕种呀？”

　　时光一晃，十年过去，到了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孙妙茜捎上翠亨的土特产来省城探望弟弟。聊及家常，孙中山问起杨杏冲的近况，姐姐如实相诉：“现在家里生活很艰难，阿冲又没什么事情可做，你看能不能帮阿冲在你这里谋一份差事？”

　　孙中山深知姐姐非常体谅自己，平时从未向自己提过任何要求，这次主动提出为儿子谋职，肯定是家里实在遇上了困难，孙中山关切地问：“那阿冲能做什么？”

　　孙妙茜一时也答不上来，只是以盼望的眼光看着弟弟。孙中山话锋一转，推心置腹地说：“阿冲做大事情没本领。如果出来随便给他找份差事，还不是同现在的状况一样？我看照旧在乡下种田，也是很好的。如果不愿意种田，做点小生意也可以。”

　　听话听音，孙妙茜也感觉到弟弟难为情，便不再追问下去。等姐姐离开广州之时，孙中山拿出一些钱，面带愧意地说：“姐姐，帮我转告阿冲，舅父这里实在没有合适他的工作，这点钱，足够他做点小买卖的本钱了。”

　　孙中山对己、对亲、对邻，理性总是战胜情感，而对革命烈士遗属的要求，则往往是有求必应，一往情深。

　　每有革命烈士遗属来信，孙中山总是抽空亲笔回复。有时遇上工作太忙，或者天气过于闷热，同僚多会劝他不必亲历亲为，由秘书代为作复便可。孙中山总是不依，并动情地回答道：“感谢大家的美意，但是诸位跟随我这么久，也知道我的脾气。先烈们随我一道革命，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局面。如果对他们遗属的来信，连亲笔作答这点都办不到，诸位说我对得起烈士们吗？”

　　同理，遇上革命烈士遗属求见，孙中山无论工作多忙，总是热情接待。对烈士遗属的生活，更是关怀备至。

　　一次，支付烈士遗属生活费用的时间已到，由于财政紧缺，手头经已没有足够的款项。于是，孙中山亲笔写下借条一张，派卫士到上海唐绍仪开办的金星人寿保险公司借款两万元。然而，按照该公司规定，凡是借款须有实物担保，否则一概不借。公司陈经理见孙中山只是写了一纸借条，便打电话问询孙中山，这二万元借款用什么实物来作抵押。孙中山果断地回答说：“以孙中山本人作抵押。为了付给七十二烈士革命遗属的生活费，我不能不这样做。”陈经理见孙中山对革命烈士的遗属如此关心，十分感动，便取出自己的私人存款两万元，借给孙中山。两个月以后，孙中山如数还清了欠款。事后，孙中山感慨地说：“穷总统不如富经理，怪不得香山同乡跟我革命的人少，和唐少川（唐绍仪）做生意的人多。”

　　（王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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