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技成于西学，其人文精神的积淀则全赖中国传统道德的修为。他对中国固有的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有深刻的感悟：“由于过去忠字的含义仅限于忠君，所以有些人认为民国没有君主就可以不讲忠了，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说忠字可以不要，试问我们有没有国呢？我们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于国呢？我们到现在说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以，说忠于民是可不可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到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在所不惜，这便是忠。……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象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文中引文未加特殊说明者，均引自《孙中山全集》）他体悟传统，且有创新，将忠君拓展到忠于国、忠于民、忠于事；称颂孝道智慧已至极致。他既为人子，亦为人父，既言与行俱，且慈严相济，齐家有方。

　　从尽孝到忠国

　　孙中山的父亲达成公（1813-1888），早岁往澳门的鞋店务工，三十几岁才成家，除了养育几位子女，还要照顾两个弟弟学成和观成的遗属（两个弟弟因家贫外出谋生，都不幸客死他乡）。达成公无自耕地，租种两亩半田，兼作更夫，度日艰难。

　　孙中山的大哥孙眉15岁到邻乡做长工，17岁跟随舅父杨文纳赴檀香山做工。孙中山“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常以番薯为主食，“早知稼穑之艰难”。六岁便开始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和农活，经常跟着姐姐上山打柴、下田割草，至塘边捞塘飘（猪饲料），“每年还要替人牧牛几个月，换回牛主用牛给孙家犁翻二亩半地的工价”（《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及到1876年，孙眉在檀香山事业有成，兴办农牧场，开起杂货铺，有汇款回家，孙中山已10岁，始入冯氏宗祠塾馆识文断字。1878年，在海外打拼七年的孙眉，返乡成亲。第二年，孙中山随母亲赴檀香山探望大哥，“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翌年秋入读当地教会学校。如是算来，孙中山在父亲身边待到13岁，此后回家断断续续，聚会的时间并不多。

　　达成公没有受过正式教育，言语不多，处世随遇而安，泰然自若。女儿孙妙茜回忆说：“达成公为人，最平和忠厚，且公正廉明，故为村人所敬仰。”同村好友杨子刚描述孙达成“面修而颧高，两目睇人，炯炯有神，眉发甚长，御粗布服，有时足登履。时在门前榕树下石凳憩坐，吸旱烟，状若沉思。常为乡友讲故事，待朋友甚诚挚”（《国父家世源流考》，台湾商务印书馆）。达成公对孙中山的影响，比较含蓄，没有太多言辞说教，多是通过力行身教，将朴素的事理传输给幼子。身教胜于言传，使孙中山“对旧中国农村中悲惨生活的亲身体验，决定了他的生活方向。人民的种种痛苦给他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于使他决心用自己的精力去帮助人民。就这样，在他心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人民日报》，1956年11月4日）。

　　1883年7月，孙中山从檀香山回国，着手改良乡政，设立壮丁夜警团、修改村道、装设街灯等，又宣传科学，破除迷信。达成公对幼子的新思想和新举措，“无所督责，随其所慕”。为破除迷信，孙中山与好友陆皓东捣毁村庙北极殿的偶像，引发村民反感，遂离乡往香港求学。对儿子在村中惊世骇俗的举动，达成公亦无责怪。

　　1887年冬，达成公病重，大哥从檀香山赶回服侍床前。在香港西医书院修学的孙中山，也随身照料，及至达成公翌年春间去世。

　　孙中山奔走革命以后，常年在外，孝子苦心。1895年广州起义未遂失败，孙中山亡命天涯，家人避居香港。1900年，孙中山筹划惠州反清，想探望久别的母亲，经陈少白细心安排，找到在香港充当华人侦探的革命同志邓耀，雇一小火轮，先接孙中山上船安歇，在海边租借一空屋，与同志约定暗号：若遇清兵前来侦捕，白天则举晒衣杆作旗式，夜间则以拜神烧元宝为号。孙中山如愿在船上与母亲和家属见面。下一次，则是四年之后的1904年，在檀香山与哥哥孙眉及母亲相聚，岂料此次竟成与母亲的永别之聚。1910年4月，母亲病危，孙中山在美国筹款，无法赶回探望，于8日、25日和26日连续写了四封信给侄儿孙昌，嘱托他带家属回去守望，以慰心愿。孙中山致函孙昌说：“今附上五百元汇单，供你母亲、妻儿及你本人回国之用。目前我为你设法，已尽力所能及。接款后应即动身，勿误。因祖母已病危，逝世前望能一见你等，你应赶紧成行，以免使你祖母、父亲及我失望为要。”7月19日，杨太夫人在香港九龙去世，享年83岁。孙中山时在南洋，奈何香港政府禁其入境而无法奔丧，至抱憾终生。孙中山于1923年为居正母亲所写悼文，或许可以喻为自己的失母之痛：“孝子之心，百年不足；乃为国家，天涯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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