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友到同志：孙中山交知有的(2)
与本党同志
孙中山一向以诚待人，兼容励志，对曾经“开罪”过自己的人，亦能宽以相处。特别在临时大总统任上，对那些有才干的人，无论与自己关系如何，凡利于革命事业者，都予以重用。
1905年春夏之交，孙中山从美洲到比利时、德国、法国等地组织革命团体，宣传革命，得留学生积极响应。官派留德习陆军的王发科，也加入了革命团体。王氏平时待人欠融洽，传闻有人要通电国内告发他秘密入盟。王发科好名畏事，担心内情败露，会毁掉回国当官的前途，于是他便赶赴法国，希望找到孙中山，索回盟书，以销毁证据。
恰巧他遇上留学法国习海军的汤芗铭。汤氏也加入了革命团体，听了王发科的消息，也很着急。汤氏熟悉孙中山在巴黎的旅馆，但他明白要是当面提出索要名册和盟书，孙中山肯定不同意，便神秘地对王发科说：“我倒是有个主意，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子了。”
王发科很着急：“要是名册落到朝廷手里，说不定小命都没了，我还怕什么？你有什么主意，赶快说呀。”
汤芗铭很淡定地说：“我以前常去孙先生住的小旅馆，那里的侍从都认识我，我们可以乘先生出去的时候，把名册和盟书给偷出来。”
王发科问：“这样能行吗？”
汤芗铭回答说：“要洗脱我们的罪名，我看也只能这样了。”
于是，两个人来到旅店，等孙中山外出后，顺利进入孙中山的房间，偷出名册和盟书，将之交给中国公使孙慕韩。
孙慕韩看过名册，担心孙中山可能会向法国当局报窃，闹出之前伦敦公使馆的麻烦来，于是大发雷霆：“赶快去把名册还给他，否则我撤掉你们的官费生资格，送你们回国！”
汤王二人对孙慕韩的态度非常惊讶，一时不知所措。汤芗铭耍了个小聪明，一人跑到孙中山那里当面谢罪，把偷名册的事推给王发科。孙中山没有责怪他，反而讲了几句勉励革命的话，待之如初。
及至孙中山当了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在任命汤芗铭为海军部次长时，有人翻出这桩旧案。孙中山不计前嫌，宽以为怀，依旧坚持对汤芗铭的任命。
南京临时政府组建，孙中山提出各部总长人选是：陆军部总长黄兴，海军部总长黄钟英，外交部总长王宠惠，内政部总长宋教仁，财政部总长陈锦涛，司法部总长伍廷芳，实业部总长张謇，交通部总长汤寿潜，教育部总长章炳麟。
其时，议员中人还有对宋教仁、王宠惠和章炳麟的任命有异议，特别是对启用年轻的王宠惠作外交总长，大多数人认为应该由老成的伍廷芳出任外交总长。
为了整合各派意见，孙中山当即与黄兴商议。黄兴深知孙中山与王煜初、王宠惠父子关系较好。早在1887年，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就同王煜初、陈少白等人研讨过耶稣与革命的理想等问题。而王宠惠在美国耶鲁大学攻读法学博士时，生活极为困难，孙中山特地把从檀香山带来的名贵药材龙涎香相赠，让他卖钱读书。孙中山在美国与王宠惠共同撰写了著名的对外宣言《中国问题之真解决》。
黄兴和大多数人一样，以为孙中山启用王宠惠做外交总长，是因为王宠惠父子与他的私人交情较好，便对孙中山说：“逸仙，诸省代表对你启用王宠惠做外交总长意见很大，是不是应该考虑换一个更合适的人？外交是大事，民国才成立，得不到他国的支持，很难立足呀。”
孙中山答道：“代表们说我用王宠惠，是夹带‘私货’，这我知道。可你黄克强是了解我的。外交问题确实很重要，我提议王宠惠做外交总长，就是因为外交事务我想亲自掌管。伍廷芳当然更合适，但他毕竟是长者，他做总长有诸多不便。用王宠惠，则可以随时指示。”由是，黄兴即同代表们商量，还是由王宠惠任外交总长。
其实，黄兴和各省代表都不知悉，此间孙中山和王宠惠对五权宪法的看法存在严重矛盾。王宠惠说：“五权宪法，各国都没有这个东西，这个恐怕是不行的。”孙中山对王氏的表态很不满意。更令他不快的是，很多革命党人听了这番话，认为王宠惠这位耶鲁的法学博士都说各国没有这个东西，以为这总是不妥当的，所以就忽视了五权宪法。
然而，孙中山为了巩固革命成果，宽宏大量，依旧提议王宠惠做外交总长。事实也证明，王宠惠胜任外交总长的职务，西方各国对他都比较认可，南京临时政府大体上也能够维持正常的外交大局。
在临时大总统任上，黄三德回国会见孙中山，要求出任政府财政部总长。孙中山心里清楚，黄三德对革命事业热情有余，能力不足，难能承担财政部长大任。但从民国大局出发，准备聘任黄三德为政府顾问。黄氏即认为，政府顾问是个闲职，没有实权，不肯就任。他跑回美洲，到处发表不满言论，甚至谩骂孙中山说：“孙文忘恩负义，忘记了致公堂出人出钱支持革命。”孙中山闻讯，只是摇摇头，一笑置之。事后他多次托人向黄三德解释，争取谅解。孙中山很纠结：当年好些对革命有功的同志，其实还未明白，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任何时候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不为个人谋私利。
其实，党人中的误解、谩骂、攻讦，又何止黄氏一人。孙中山对同盟会两次“倒孙风潮”的忍让和宽容，更凸显其领袖风采。
1907年3月，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临行前接受日本政府及日商赠款计1.5万元。孙中山未与同人商议，便留2000元作《民报》经费，2000元作离别聚餐费，其余作为起义经费带走，遭到一些党人的责难。章太炎认为给《民报》的钱太少，极其不满，大加攻击。接着，又因孙中山派人买了一批旧式枪枝及潮、惠起义失败，章太炎、张继、刘师培等人要求改选总理。当时主持同盟会会务的代理庶务长刘揆一和在香港的黄兴等人不同意章、张、刘等人的要求、表明拥护孙中山的立场。但是，他们仍借题发挥，闹意气、泄私愤，撕扯挂在《民报》社的孙中山的照片，并进行人身侮辱，甚至把他当作敌人攻击，煽动第一次倒孙风潮。
1908年，陶成章去南洋募捐。由于南洋各地革命组织经济很困难，孙中山没有答应陶成章给《民报》拨款3000元、给他回浙江省活动筹款5万元等要求，陶成章认为孙氏措置失当，大肆攻击孙中山。1909年，他负气不再用同盟会的名义、而以光复会的名义单独向华侨募捐，甚至与人合谋散发《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诬陷孙中山“吞食华侨巨款营私”等等。他跑回东京，要求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致使“倒孙派”与“挺孙派”因意见不合而大打出手。
幸好，同盟会内部派人暗中调查孙中山的经济状况，发现其母、兄生活艰困，根本没有贪污革命巨款。有关资料公布后，流言渐渐止息。正可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孙中山受人拥戴，乃其胸怀坦荡、正人君子人格所使然！
（王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