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与南社“代表人物”说(3)
着眼于历史的评价者如陈寅恪先生，其《阜昌》七律（作于1944年12月）即是挽汪精卫之作：“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此诗既肯定其“能诗”、“多才”，堪比建安才子；而又略致微词，以历史上降金的刘豫、助萧道成代宋的褚渊拟之，更以其“迟死”为可悲。最有意味的当是末句“冤禽公案总传疑”，“冤禽”即精卫鸟，指代汪精卫；“传疑”者，谓当时传闻蒋汪二人一战一和是在演“双簧”。故而陈寅恪先生感慨历史的成败兴亡难以言说，那段公案也自有可疑之处。而钱钟书先生作于1942年的《题某氏集》诗，则可谓有先见之明：“扫叶吞花足胜情，钜公难得此才清。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孟德月明忧不绝，元衡日出事还生。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此诗既肯定汪精卫为“钜公”而有此“清才”，又认为其诗作稍嫌清瘦愁苦，似有败死的不祥之兆。其实所谓“死声”，也就是汪精卫诗中时时流露的“牺牲情结”。按“日出事还生”，本是唐代宰相武元衡的诗句，而后来武早朝时遇刺，成为所谓“诗谶”。但是在这里“日”字却令人自然而然联想到日本，可谓善讽；而末句“高位从来谶易成”亦为妙语，盖汪精卫《被逮口占》有“残躯付劫灰”之句，而其死后果然遭到毁墓焚尸之报，也不可不谓为“诗谶”。
但是无论别人的评价如何，汪精卫本人却无意以诗名，这当不是故作清高之谈。曼昭《南社诗话》有如下记载：“去岁冬日，余于坊间购得《汪精卫集》四册，第四册之末，附诗百余首。又购得《汪精卫诗存》一小册，读之均多讹字，不可胜校。曾各买一部以寄示精卫，并附以书，问讯此等出版物曾得其允许否，何以讹谬如此。嗣得精卫覆书如下：‘奉手书及刻本两种，敬悉。弟文字本以供革命宣传之用，不问刊行者为何人，对之惟有致谢。至于诗，则作于小休，与革命宣传无涉，且无意于问世，仅留以为三五朋好偶然谈笑之资而已。数年以前，旅居上海，叶楚伧曾携弟诗稿去，既而弟赴广州，上海《民国日报》逐日登载弟诗稿，予致书楚伧止之，已刊布大半矣。大约此坊间本即搜辑当时报端所刊布者。刊布尚非弟意，况于印行专本乎！讹字之多，不必校对，置之可也。’”[2[p17]这些足以说明汪精卫果然不欲以诗人自居，因为对一个爱惜羽毛的诗人而言，诗集流传中“讹字之多”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
汪精卫的词数量不多，造诣也不如诗作。所以钱仲联作《近百年诗坛点将录》，尽管意存贬抑，尚比汪精卫为“地耗星鼓上蚤”，叨陪末座；而其《近百年词坛点将录》中就没有汪氏之名。柳亚子谓“南社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汪精卫，……汪是诗的”[3][p251]，可见其称誉的也是汪精卫的诗。
三、结语
汪精卫诗歌的风格特征已如上述，而且也果然是纯粹的革命者之诗，但是是否就可以说汪精卫足以为南社的代表人物呢？那也未必。
首先，“南社的代表人物”应该有两种含义，一是历史的，一是文学的。从南社史的角度来看，自当以柳亚子为代表，这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不必赘述。但是南社本质上毕竟是一个文学社团，文学才是其真正价值之所在。而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首先南社中人于诗、词、曲、剧、小说等各种文体的创作都颇有成就，没有一位社友能够各体兼擅而且足为代表；其次南社的创作风格和文学观念也是多样化的，非仅“革命”二字可以囊括无遗，其中文尚桐城、诗宗同光、词推常州者都不乏其人，唐宋之争从南社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存在，最后甚至导致南社解体。反观汪精卫的作品，可以说非唐非宋，但写其襟怀志意而已，与南社中多数人大异其趣，所以说汪精卫不足以为南社文学的代表――非但汪精卫不能，任何一个社友的作品都不能代表整个南社文学的多面风采。
但是汪精卫却可以是南社所标举的“革命文学”的代表。南社中的革命诗人固然不少，其中也不乏才气纵横之辈，如高旭、柳亚子等等，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草泽气”、“名士气”和“江湖气”这三种弊端，其集中喊打喊杀、自负自怜、冶游戏题等等浮泛空虚之作往往有相当的篇幅。但是在汪精卫的诗词里，这些都看不到。汪精卫曾在《南社丛选》序中反复申述“革命文学”之义，谓：“士之大患，在于见利害太明，好议论人长短，而不务实践，此小人无忌惮之资也。惟拙朴勇毅之革命文学，始足以矫而正之。”“革命党人所以能勇于赴义，一往无前百折而不挠者，恃此革命文学以自涵育；所以能一变三百年来奄奄不振之士气，使即于发扬蹈厉者，亦恃此革命文学以相感动也。”[8][p4]汪精卫的诗，有英雄主义而无“草泽气”，有浪漫精神而无“名士气”，至于说项依刘、叹老嗟贫的“江湖气”更不存在，可以说是南社中最纯粹的“革命文学”，充盈其间并且一以贯之的是深重的忧患意识、强烈的牺牲情结，以及砥砺名节的志意，足当“拙朴勇毅”四字，这就跟南社最值得人们赞颂的革命精神相当契合。而作诗之难，在于婉约却不伤于绮靡，豪放却不流于叫嚣，温柔敦厚而又沉郁顿挫。汪精卫的诗，既非才子之诗，亦非学人之诗，但是取径极为正则，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这些优点，所以尽管其作品不以才气、功力见长，却别有一种动人心曲之处。所以汪精卫虽然不足以为南社的“代表人物”，但是足以为南社“革命文学”的代表人物，而且是最好的代表人物。
[①] 括号中的阿拉伯数字表示正式入社的序号，中文数字则表示未填入社书者的序号。
[②] 经对照曾本与黑根本《小休集》所录，除后者缺一首《奴儿哈赤墓上作》，以及《译佛老里昂寓言诗一首》缺一段补注之外，其它完全相同。
[③] 陈毅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④]柳亚子言：“季新在沪某报发表谈话，丑诋詟皆，言其热中。……顾季新晚节末路，视詟皆又何如？”（《磨剑室诗词集》第1836页）所谓“季新在沪某报发表谈话”，“谈话”应为“诗话”，乃指在《中华日报》发表《南社诗话》（沈哂之：《写在<柳亚子选集·勘误、补正表>后面》，中山大学出版社《南社研究》第二辑）。按《中华日报》所发表的《南社诗话》署名“曼昭”，就诗话内容来看，作者绝非汪精卫。
[1]林香伶.从《南社丛刻》浅谈南社的几个问题——以文类分布为核心(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6卷第1期.
[2]曼昭，胡朴安.南社诗话两种(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3]曹聚仁.南社、新南社(A).柳无忌.南社纪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4]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A).柳无忌.南社纪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5]胡汉民.胡汉民自传(A).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七十一年(1982).
[6]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A).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胡适的日记(E).北京：中华书局，1985.
[8]胡朴安.南社丛选(E).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M).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6.
作者简介：汪梦川（1976－）天津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