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与南社“代表人物”说
汪精卫是清末民初著名文学社团南社（以及新南社）的成员，但是由于历史及政治的原因，对汪精卫与南社的关系研究很少。据不完全统计，自1994年到2004年10年间，关于南社研究的论文有近800篇（包括台湾），但是只有1篇的主题是关于汪精卫的，而且还是回忆性的文章。
1936年，柳亚子在《给曹聚仁先生的公开信》中说过这样的话：“南社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汪精卫先生”。由于汪精卫身份的特殊性，对此历来颇有争议，近来有学者提出汪氏参与南社活动很少、《南社丛刻》收录汪氏作品的数量不多，以及“汪氏后来行为可议”等理由，认为汪精卫不足以被视为“南社的代表人物”。[1][p94～95]对此笔者略有疑义，原因有三：第一，就“南社代表人物”这一重要问题，柳亚子应该不会随便发表意见，他的看法自有相当的分量；而且我们应该注意到，到1936年的时候，汪精卫已经开始被国人指责诟骂，而柳亚子却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此立言，足以说明某些问题。第二，评价一个文学社团的“代表人物”，更应该从文学作品的内涵入手，看它是否反映和贯彻了该社团的宗旨与理念，而不是从作品数量和社务来衡量；第三，“汪氏行为可议”是后来的事，而在整个南社（包括新南社）时期（1909－1924），汪精卫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如果因为汪精卫以后的作为而抹煞他的文学成就，无疑也是不客观的。
一、南社的政治性及其与汪精卫的思想渊源
“南社为革命结社之一，创于清末，以迄于今，已有三十年之历史。其所揭橥，为文章气节。其所谓文章，革命党人之文章；所谓气节，革命党人之气节。特在清末，于内地不能不隐约言之耳。故革命党人之好文学者，无不列籍其中。”[2][p3]南社向来以所谓“几、复风流”相标榜，它确实也与明末的几社、复社一样，是有相当浓厚的政治气息的一个文学社团。参加南社成立大会的17位社友中就有14位是同盟会会员，所以与同盟会一样，“排满革命”也是南社的宗旨之一。而后同盟会的许多骨干相继加入南社，固然是因为这些人多是爱好文学之士，但是同盟会利用南社这个文学阵地进行宣传的动机也很明显。而在同时，南社的影响力也随着革命党在政治上的成功而迅速扩大。民国初年曾经有一个时期，南京政府五院院长及中央党部秘书长竟然都是南社成员，以至于柳亚子不无骄傲地说：“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南社之天下！”[3][p251]可见当时的盛况。南社解体以后，新南社也延续了南社的政治性特点：“南社的成立，是以中国同盟会为依归的；新南社的成立，是以则以行将改组的中国国民党为依归。”[4][p103]南社与政治的关系密切如此。
汪精卫之于南社，最初的影响当是源于他以同盟会巨子的身份与改良派的论战。民国纪元以前，日本成为中国革命派和改良派共同的避难所和宣传阵地。当时梁启超领导的、宣传改良的《新民丛报》，不仅在留日学生当中有很大的影响，就是在国内也有相当多的读者，这对于革命宣传无疑是很大的挑战，反驳康梁的改良主义论调便成为革命派宣传的当务之急。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革命力量开始联合起来，同年创办了喉舌刊物《民报》，汪精卫不仅参与筹划，也是主要撰稿人之一，“精卫”这一笔名也是在《民报》上开始使用。汪精卫在《民报》上的第一篇雄文就是《民族的国民》，这篇文章从学理上阐明“民族”与“国民”的界限，向改良派的“满汉不分”、“军民同体”之论调展开攻势，揭露清政府以“立宪”怀柔革命的企图：“夫国民主义，从政治上之观念而发生；民族主义，从种族上之观念而发生；二者固相密接，而决非同物。……驱除异族，民族主义之目的也；颠覆专制，国民主义之目的也。民族主义之目的达，则国民主义之目的亦必达，否则终无能达。”此外如《革命横议》、《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满州立宪与国民革命》、《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等等，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与后来南社的宗旨“排满”“革命”是完全吻合的。
与同盟会一样，南社的早期成员也往往激于革命的狂热，推崇侠客式的暗杀活动，以此为正义的壮举。而汪精卫在革命的低潮时期，图谋刺杀摄政王以振起人心，虽然最终失败而身陷囹圄，但也足以使他成为当时很多革命青年舍生取义的偶像；尤其是他在行动前致胡汉民血书中那“我今为薪，兄当为釜”[5][p34]的慷慨决绝，以及被捕后“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被逮口占》）的壮烈诗篇，更为他赢得了空前的令名。所有这些，在一个以革命为号召的文学团体里，产生的榜样作用无疑是巨大的。此外，汪精卫本人的品德也足为楷模，以至于在民初临时政府推举总统时，章太炎认为“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5][p63]。1912年汪精卫与吴稚晖、李石曾一起组织“进德会”，倡导不赌、不嫖、不娶妾，以及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等道德规范，也曾在社会上引起相当大的反响。所有这些，在有着相当浓厚的旧式文人习气的南社社友中，也是不可多得的。汪精卫于1912年4月18日填写入社书，入社序号是260，在南社近一千二百名社员当中，算是较早加入的，但还不能算是南社的元老，同是同盟会重要人物的居正（五一）、于右任（65）、陈其美（125）、宋教仁（164）[①]，加入南社都比他早。但是汪精卫以其革命精神和海内声望，足以为南社生色，我认为这是柳亚子以汪精卫为南社代表人物的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汪精卫与南社的直接关系确实不是很密切。南社的十八次正式雅集汪精卫都没有参加，究其原因，在于汪精卫加入南社后不久就与陈璧君结婚（1912年5月），随后赴法国留学（1912年8月），直到1917年才回国。而回国之后即成为政界要人，事务繁忙，故不可能经常参与南社的诗酒唱酬；而且南社内部此时也陷入唐宋文学之争，闹得不可开交，社务已经大受影响。总的看来，跟汪精卫交往较为密切的社友，基本上也都是同盟会元老或国民党要员。而他们之中象于右任、宋教仁等人，汪精卫跟他们的交往恐怕不能简单地视为社友之间的文学交往，其中的政治因素显然要强于文学因素。汪精卫与南社的关系不是很密切，这一点在南社的专门刊物《南社丛刻》中也可以反映出来。《南社丛刻》收录汪精卫的作品并不多，诗作只有48首，在361位诗作者中居第83位[1][p94]，另外收文7篇、词6首，显然不占重要地位。汪精卫的《双照楼诗词稿》中与南社社友的赠答之作也很少。而在另一方面，汪精卫虽然是政界闻人，但是并不以政治立场为交往标准，所以他与南社以外的非革命派文人，如朱祖谋、梁启超等等都有往来；此外他和文艺界名流如龙榆生、吴湖帆、赵少昂等人也都交往密切，与之赠答之作俱在。可见汪精卫之交游，半涉公务、半出私谊，虽然文字因缘广结，但是他与南社社友的交往却并不显得突出。可以说，汪精卫与南社的关系有较多的政治因素，而他与南社以外的人交往反而文学因素较强。
综上所述，汪精卫既非南社元老，南社丛刻收录汪氏作品也不多，他与南社社友的交往也不是很密切，可是何以柳亚子独独把“南社的代表人物”这一桂冠戴在汪精卫头上？我想除了前述思想渊源之外，就只能从汪精卫的作品本身中寻找答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