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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与南社“代表人物”说

辛亥革命网 2015-12-15 15:05 来源:南社研究网 作者:汪梦川 查看:
汪精卫是清末民初著名文学社团南社(以及新南社)的成员,但是由于历史及政治的原因,对汪精卫与南社的关系研究很少。

  汪精卫是清末民初著名文学社团南社(以及新南社)的成员,但是由于历史及政治的原因,对汪精卫与南社的关系研究很少。据不完全统计,自1994年到2004年10年间,关于南社研究的论文有近800篇(包括台湾),但是只有1篇的主题是关于汪精卫的,而且还是回忆性的文章。

  1936年,柳亚子在《给曹聚仁先生的公开信》中说过这样的话:“南社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汪精卫先生”。由于汪精卫身份的特殊性,对此历来颇有争议,近来有学者提出汪氏参与南社活动很少、《南社丛刻》收录汪氏作品的数量不多,以及“汪氏后来行为可议”等理由,认为汪精卫不足以被视为“南社的代表人物”。[1][p94~95]对此笔者略有疑义,原因有三:第一,就“南社代表人物”这一重要问题,柳亚子应该不会随便发表意见,他的看法自有相当的分量;而且我们应该注意到,到1936年的时候,汪精卫已经开始被国人指责诟骂,而柳亚子却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此立言,足以说明某些问题。第二,评价一个文学社团的“代表人物”,更应该从文学作品的内涵入手,看它是否反映和贯彻了该社团的宗旨与理念,而不是从作品数量和社务来衡量;第三,“汪氏行为可议”是后来的事,而在整个南社(包括新南社)时期(1909-1924),汪精卫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如果因为汪精卫以后的作为而抹煞他的文学成就,无疑也是不客观的。

  一、南社的政治性及其与汪精卫的思想渊源

  “南社为革命结社之一,创于清末,以迄于今,已有三十年之历史。其所揭橥,为文章气节。其所谓文章,革命党人之文章;所谓气节,革命党人之气节。特在清末,于内地不能不隐约言之耳。故革命党人之好文学者,无不列籍其中。”[2][p3]南社向来以所谓“几、复风流”相标榜,它确实也与明末的几社、复社一样,是有相当浓厚的政治气息的一个文学社团。参加南社成立大会的17位社友中就有14位是同盟会会员,所以与同盟会一样,“排满革命”也是南社的宗旨之一。而后同盟会的许多骨干相继加入南社,固然是因为这些人多是爱好文学之士,但是同盟会利用南社这个文学阵地进行宣传的动机也很明显。而在同时,南社的影响力也随着革命党在政治上的成功而迅速扩大。民国初年曾经有一个时期,南京政府五院院长及中央党部秘书长竟然都是南社成员,以至于柳亚子不无骄傲地说:“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南社之天下!”[3][p251]可见当时的盛况。南社解体以后,新南社也延续了南社的政治性特点:“南社的成立,是以中国同盟会为依归的;新南社的成立,是以则以行将改组的中国国民党为依归。”[4][p103]南社与政治的关系密切如此。

  汪精卫之于南社,最初的影响当是源于他以同盟会巨子的身份与改良派的论战。民国纪元以前,日本成为中国革命派和改良派共同的避难所和宣传阵地。当时梁启超领导的、宣传改良的《新民丛报》,不仅在留日学生当中有很大的影响,就是在国内也有相当多的读者,这对于革命宣传无疑是很大的挑战,反驳康梁的改良主义论调便成为革命派宣传的当务之急。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革命力量开始联合起来,同年创办了喉舌刊物《民报》,汪精卫不仅参与筹划,也是主要撰稿人之一,“精卫”这一笔名也是在《民报》上开始使用。汪精卫在《民报》上的第一篇雄文就是《民族的国民》,这篇文章从学理上阐明“民族”与“国民”的界限,向改良派的“满汉不分”、“军民同体”之论调展开攻势,揭露清政府以“立宪”怀柔革命的企图:“夫国民主义,从政治上之观念而发生;民族主义,从种族上之观念而发生;二者固相密接,而决非同物。……驱除异族,民族主义之目的也;颠覆专制,国民主义之目的也。民族主义之目的达,则国民主义之目的亦必达,否则终无能达。”此外如《革命横议》、《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满州立宪与国民革命》、《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等等,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与后来南社的宗旨“排满”“革命”是完全吻合的。

  与同盟会一样,南社的早期成员也往往激于革命的狂热,推崇侠客式的暗杀活动,以此为正义的壮举。而汪精卫在革命的低潮时期,图谋刺杀摄政王以振起人心,虽然最终失败而身陷囹圄,但也足以使他成为当时很多革命青年舍生取义的偶像;尤其是他在行动前致胡汉民血书中那“我今为薪,兄当为釜”[5][p34]的慷慨决绝,以及被捕后“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被逮口占》)的壮烈诗篇,更为他赢得了空前的令名。所有这些,在一个以革命为号召的文学团体里,产生的榜样作用无疑是巨大的。此外,汪精卫本人的品德也足为楷模,以至于在民初临时政府推举总统时,章太炎认为“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5][p63]。1912年汪精卫与吴稚晖、李石曾一起组织“进德会”,倡导不赌、不嫖、不娶妾,以及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等道德规范,也曾在社会上引起相当大的反响。所有这些,在有着相当浓厚的旧式文人习气的南社社友中,也是不可多得的。汪精卫于1912年4月18日填写入社书,入社序号是260,在南社近一千二百名社员当中,算是较早加入的,但还不能算是南社的元老,同是同盟会重要人物的居正(五一)、于右任(65)、陈其美(125)、宋教仁(164)[①],加入南社都比他早。但是汪精卫以其革命精神和海内声望,足以为南社生色,我认为这是柳亚子以汪精卫为南社代表人物的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汪精卫与南社的直接关系确实不是很密切。南社的十八次正式雅集汪精卫都没有参加,究其原因,在于汪精卫加入南社后不久就与陈璧君结婚(1912年5月),随后赴法国留学(1912年8月),直到1917年才回国。而回国之后即成为政界要人,事务繁忙,故不可能经常参与南社的诗酒唱酬;而且南社内部此时也陷入唐宋文学之争,闹得不可开交,社务已经大受影响。总的看来,跟汪精卫交往较为密切的社友,基本上也都是同盟会元老或国民党要员。而他们之中象于右任、宋教仁等人,汪精卫跟他们的交往恐怕不能简单地视为社友之间的文学交往,其中的政治因素显然要强于文学因素。汪精卫与南社的关系不是很密切,这一点在南社的专门刊物《南社丛刻》中也可以反映出来。《南社丛刻》收录汪精卫的作品并不多,诗作只有48首,在361位诗作者中居第83位[1][p94],另外收文7篇、词6首,显然不占重要地位。汪精卫的《双照楼诗词稿》中与南社社友的赠答之作也很少。而在另一方面,汪精卫虽然是政界闻人,但是并不以政治立场为交往标准,所以他与南社以外的非革命派文人,如朱祖谋、梁启超等等都有往来;此外他和文艺界名流如龙榆生、吴湖帆、赵少昂等人也都交往密切,与之赠答之作俱在。可见汪精卫之交游,半涉公务、半出私谊,虽然文字因缘广结,但是他与南社社友的交往却并不显得突出。可以说,汪精卫与南社的关系有较多的政治因素,而他与南社以外的人交往反而文学因素较强。

  综上所述,汪精卫既非南社元老,南社丛刻收录汪氏作品也不多,他与南社社友的交往也不是很密切,可是何以柳亚子独独把“南社的代表人物”这一桂冠戴在汪精卫头上?我想除了前述思想渊源之外,就只能从汪精卫的作品本身中寻找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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