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总统府设在前清两江总督衙门内。唐绍仪来小住两天，目睹孙中山居室简陋和生活节俭，不无感慨：“大总统无特别的浴厕，固是异闻；而孙先生以20年海外之习惯而能堪，尤可异也。”（李联海，《孙中山轶事》）

　　是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8月应邀入京。袁世凯把“接待规格”定得很高，这可乐坏了一些专营礼仪服务的生意人。他们纷纷钻营，以谋在接待典礼上分一份美羹。可是，孙中山事事节俭，活动近月，包括随行人员在内，支用总额不过万元上下，闻者无不愕然称异，谁见过这么“抠门”的开国元勋啊！

　　讨袁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入住东京一座破旧小楼。上楼开门见房，房里只有一张木板桌，三张破椅子，还有一张陈破的短榻。孙中山穿着一件棉布衣服，坐在那张破短榻上工作。吃的常常是两片面包，一盘炸虾，总共不过值两三角钱，比学生在小馆子吃的西餐还简单。

　　1925年，孙科陪同父亲入京，黎元洪设宴接风。席上，黎元洪问孙科：“你老太爷在上海的时候，每月开支要多少钱？”孙科答：“所有开支，大概要千元左右吧。”黎元洪大出意料，自言自语：“孙先生不愧是平民本色。我每月开支，竟要五万元。”（李联海，《孙中山轶事》）

　　忆及孙中山的节俭，竟然还生出一场风波。1908年，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到南洋，要求孙中山为他筹款回浙江发动起义。因手头拮据，孙中山没有满足其要求。陶氏十分不满，便在华侨中散布“孙某以运动革命之名，捐钱到他家里去了，他家里已经发大财了”。一时间谣言四起，不明真相的华侨就暗中到香港九龙孙中山的家里探询。原来，孙家为革命事业散尽家产，陷入贫困，孙眉曾到河内找弟弟，要求财力帮助。但是，孙中山正筹划在钦、廉、镇南关等地举行反清起义，用款正急，不能假公济私。孙眉只好向友人借了一笔钱，带着全家在九龙租下几间房子，自营一个小农场，种些瓜菜，聊以粗茶淡饭，连修缮房屋、耕种土地等体力劳动，都躬身自为。真相公布，谣言不攻自破。

　　1922年，陈炯明的部属率粤军兵变，孙中山登临“永丰”舰避难，撤离“永丰”舰时，留下四个箱子。叛军以为必有金银财宝，谁知箱子里除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草稿、几件衣服、几双拖鞋及华侨汇款的信件外，只有广东毫洋几百枚，计银币四十元！

　　憎恶贪奢　尽瘁民生

　　孙中山在不平等的环境中长大，平生最痛恨的就是对官吏的贪污与奢华。

　　陈炯明兵变，滇军将领杨希闵率兵入粤救援，孙中山得知滇军乘机大肆贪污，非常气愤。当场严厉申斥杨希闵：“你身为革命军人，却贪污人民财产，中饱私囊，你怎样对得住人民，如何对得起国家。”杨希闵很少见孙中山发这么大的火，吓得冷汗直流，一动也不敢动，不敢抬头看孙中山。（李朗如，《关于孙中山先生的几件事》）

　　滇军第一师师长赵成梁要在第一公园（今广州市人民公园）举行婚礼，事前请孙中山作证婚人，获爽快答应。婚礼那天，赵氏礼堂布置得异常富丽堂皇，一切器物无不极尽时尚与豪奢。孙中山一看排场，顿时收起笑容，催促赵成梁快点举行婚礼。礼毕，“证婚人”即起身告辞，说：“我因公事极忙，不能参与盛筵了。”赵成梁恳求稍待，吆喝马上开席。孙中山语气坚毅：“不能，不能，公事急需处理，确实得先走。”第二天，赵成梁派人送来一百元席金，孙中山把钱扔在办公桌上，没有理会。过了一月，卫士马湘对孙中山说：“赵师长送来的席金还在台上呢。”孙答：“你拿去，我不要。”马湘又说：“先生用来加菜好么。”孙中山很不耐烦，言语中带着怒气回答：“你拿去，你拿去。”

　　孙中山平常痛恨仗势欺人、飞扬跋扈的作风，并身体力行平等互动，力戒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权威样”“大官腔”。

　　临时大总统任上，他没有自高自大的派头，一扫旧官僚讲排场、摆架子和繁文缛节的陈规陋习，开创了一种民主的新风。他以大总统的名义，发布法令革除“大人老爷”等不平等的称谓，政府职员一律改以职务称呼，民间互称改用平等的“先生”或“君”，禁止使用跪拜礼。他出席会议，经常不置台上座位，仅坐在会场前列。张继回忆说：“诸同志仍呼为‘先生’，甚少呼大总统者，气度使然，并非有人教之也。”（[美]薛君度：《论黄兴与辛亥革命》）华侨仍可当面直呼其名孙文，他也不见怪，依旧亲切地招待他们。华侨们偶有争议，在大庭广众之前，可以放大炮，而他处之泰然，让他们心中有话能和盘托出。黄兴对孙中山平易作风极为钦佩，常在友人面前赞不绝口。

　　孙中山自己不摆架子，也不喜欢他人抬架子。1912年10月8日，袁世凯颁令授予孙中山大勋位，并于11日电告。13日，孙中山复电辞谢，曰：“文十余年来，持平民主义，不欲于社会上独占特别阶级。若滥膺勋位，殊与素心相违，务乞鉴兹微忱，收回成命。”12月，袁世凯命人将大勋位证书送到上海，他再次谢绝。

　　孙中山反对人们为他搞那些抬高自己地位的活动，不允许人们为他个人搞庆祝活动，尤其是什么总统就职周年纪念之类的典礼，也反感别人给他个人的特殊待遇。1924年初冬，一位乡亲老太远道来探孙中山，提起“明天就是你的生日”。何香凝等人才晓得孙中山的诞辰原来是11月12日。按南方人计“虚岁”的习惯，算是六十岁，是大寿之喜！大家都想为孙中山贺寿，好好庆祝一番。但是，孙中山没有答应，认为为他个人铺张贺寿，是不应该的。结果只是由廖仲恺等几位老友张罗，在他公馆让厨子办了两桌简单的酒菜，算是办寿筵了。

　　在广州，有一天，孙中山去黄花岗凭吊七十二烈士。一个年约三十岁的麻风病人，突然跪在孙中山跟前求乞。卫士见他太接近，急令他离远点。孙中山说：“不要吆喝他，你是人，他也是人，他患了麻风病，无法谋生，十分凄惨。”孙中山接着询问病人家庭状况，父母是不是也有这种病。病人答：“父母都在东莞耕田，家里还有弟妹，去年，我独自来广州谋生，结识了一个少妇，不料同居几个月，麻风病就发作了，哪曾想，我一患病就被她赶了出来。”说着，病人突然连叫肚子痛，并拉下破烂的裤子屙泻起来。孙中山没有嫌弃他，还想伸手替他把脉。卫士连忙阻挡说：“他脓血遍体，万万不能接触，否则要传染的。”孙中山听从劝告，即问卫士有没有带钱来。卫士说：“我只有两角子。”孙中山让卫士把钱递上，又关心地问他：“现在住在哪里？”病人答：“我现在已经无家可归，只能在伍廷芳的墓门露宿。”第二天，孙中山嘱咐部下办理手续，把那个病人送到石龙麻风病院去治疗。（李联海，《孙中山轶事》）

　　（王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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