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主共和事业而顽强拼博——黄兴与李烈钧(2)
“二次革命”的失败，国民党人无不深感痛惜，但在总结经验教训方面则存在严重的分歧。孙中山把这次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党员不听他的话，并且认为黄兴应负更大的责任，因此他提出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黄兴不赞成重新组党，更反对写誓约、打手印、听从孙中山一人的做法，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陈其美、戴天仇等人赞成孙中山的主张，但李烈钧和绝大多数党员都赞成黄兴的意见。李烈钧也反对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黄兴个人，并与陈其美就南京失利的责任问题进行了激烈辩论，为黄兴 辨诬。由于李烈钧的意见和看法与黄兴一致，自然不愿加入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不顾黄兴、李烈钧等人的反对和劝告，仍然于1914年7月成立了中华革命党，该党总章中规定设协理一席，黄兴是理所当然的人选。因黄兴不肯“附从”，孙中山便提议，凡任过都督的同志都可当选为协理。愿意加入新党的都督，只有胡汉民和陈其美，但两人都认为自己不能胜任而始终谦辞。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等人则不肯“附从”。他们宣称“除非改变宣誓附从孙中山和按指模的规定，黄兴也加入，否则他们是不肯加入这个新党的。此后，协理一席始终空悬，这是黄兴在革命运动中的巨大影响力的一个最好见证。”
黄兴、李烈钧及不少革命党员虽然与孙中山存在上述分歧，但在坚持民主革命这个大方向上始终是一致的。因此他们都很尊重孙中山在党内的地位和作用，不忍心看到党内四分五裂的局面。黄兴为此对孙中山进行了一系列的劝解，但均无效果。李烈钧见此情形也从大局出发，曾应柏文蔚之约一起劝说黄兴让步，但黄兴始终不能接受。为了防止公开分裂，黄兴不打算另组新党，决定避居美国。面对这种状况，李烈钧和柏文蔚两人私下商议，将来一定要担负起融合孙、黄关系的责任。为了避免僵持对立的局面和摆脱日本警察的监视，李烈钧决定离日赴欧留学，在面谒黄兴与孙中山之后便踏上了旅途。
1914年，黄兴与李烈钧相继离开日本后失去联系，但他们所到之处均积极进行反袁宣传。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聚集在东京的一部分未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同盟会会员认为时局严重，相约组织“欧事研究会”，经常商讨当前时局及应付的方针，并函告赴美国的黄兴，邀请他也加入这个组织，黄兴欣然回函，表示接受。加入欧事研究会的会员大多为“黄派军人”或“士官生”，“皆愿以黄克强的进退为进退”。黄兴已事实上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李烈钧在这时也从欧洲回国策动革命，抵达南洋后不久即加入欧事研究会，重新与黄兴携手合作。李烈钧入会后担负起欧事研究会的筹款工作，具体筹划讨袁的准备。1915年6月初，李烈钧从香港来到新加坡，黄兴即经常与他通信联络，鼓励他回国起兵讨袁，自任筹款之责。李烈钧依此制定了从云南起兵，中部和北部同时起义或向应的计划，并争取与他有过交情的岑春煊利用其旧关系和影响策动两广讨袁。黄兴获悉后即从美国电催岑速出山反袁，并愿以筹款相助。黄兴还利用多方面的关系帮助欧事研究会和李烈钧进行武力反袁的准备工作，同时积极进行反袁宣传以策应欧事研究会和李烈钧的讨袁斗争。1915年1月，日本当局趁欧战爆发之机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消息传出举国哗然。欧事研究会以国家将亡、民族受辱，强调一致对外，暂时放弃与袁世凯的对抗，全力从事反日救国事业。2月初，外界谣传革命党首脑人物企图借助列强的力量来推翻袁世凯。2月25日，黄兴与李烈钧、陈炯明等人为此联名发表通电，表示他们反对借助外力进行革命，“依赖他族，国必不保”。并进而提出暂时停止革命活动，以便袁世凯专心对外，维护国权。然而，袁世凯竟于5月9日承诺日本二十一条要求中的大部分条款，而且凭藉日本的支持加紧进行帝制活动，从而激超了全国各阶层、各党派的愤慨。5月21日，黄兴与李烈钧等17人联名通电，斥责袁世凯置国家利 益不顾，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宣布接受帝制后黄兴义愤填膺，连发通电，严词斥责。在此期间，黄兴加紧与国内外各界人士联系，强调要建立不分派别的广泛的反袁统—战线。为此，黄兴一方面计划在美国筹款讨袁，作经济上的援助另一方面加紧同国内外有影响的人物进行联络，动员各方力量一致行动，联合讨袁。他派其子黄一欧由美赴日，向孙中山表示讨袁决心，“如有所命，极愿效力”，孙黄重新携手，局面为之一新。与此同时，李烈钧密切配合黄兴的努力，在不按指印的条件下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并在筹款的问题上互通声息。另外，通过黄兴的动员，与李烈钧早有联系的岑春煊被成功地争取过来。同年11月李烈钧等人确定了立即武力讨袁的方针和计划。12月17日李烈钧冒险进入云南昆明，与唐继尧等人共同筹划云南讨袁起义。次日，黄兴从美国纽约写信给国内准备武装讨袁的同志，表示将给他们以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帮助。在此前后，他与蔡锷暗中联络，共商赴滇举兵事宜，并积极协助蔡锷潜回云南。同时，又与国内张謇、广西都督陆荣廷等军界、政界中的重要人物联系，动员他们讨袁。所有这些都有力地配合了李烈钧等人在云南武装起义的计划。正如张继所说的那样，“欧事研究会多克强旧属。计划讨袁，云南起义之发动最有力”。
蔡锷潜赴云南后，马上与云南将军唐继尧及李烈钧筹议讨袁事宜。12月23日，他们联合发出通电，反对袁世凯称帝，接着于25日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出兵讨袁。李烈钧出任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准备出兵两广。黄兴也于次日在《费城新闻》上发表长函，驳斥外人为袁世凯辩护之论据，表白中国人民讨袁到底的决心，丹吁美国朝野赞助中国人民的共和事业，声援云南起义。
云南起义后，军队开拔在即。为保证饷械供应，特设筹饷局，由李烈钧兼任筹饷局局长，以其影响力，向各界募捐济饷。黄兴则联合岑春煊分别在美国和日本办理交涉和筹款支助事宜，以及加紧反袁宣传，并与国内同志互通信息，与云南起义遥相应援。
李烈钧于1915年12月下旬至1916年1月间，率部从昆明向滇桂边境迸发，二三月间劲达滇桂边境的百色附近，击溃广东龙觐光部一个军，广西都督陆荣廷亦于3月l 5日宣布独立，于是李烈钧率部进入广两，旋即经南宁沿江直下广东的肇庆，成立护国军司令部，接受都统岑春煊的指挥、在护国军的打击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并向护国军呼吁停战求和。为了稳定军心，李烈钧力主继续讨袁，直至把袁世凯赶下台为止。黄兴自纽约致电唐绍仪等人指出：“不去袁逆，国难无己！望力阻调停，免贻后累，”给李烈钧和护国军以有力的声援和指导，促使讨袁军事继续走向深入。
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全国讨袁形势进一步高涨。5月8日，云、贵、两广等独立省份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唐继尧任抚军长，蔡锷、李烈钧为抚军，与北京政府形成南北对峙局面。为了直接参加国内的护国运动，黄兴予4月下旬离美回国，强调要将讨袁的军事斗争进行到底，直到袁世凯垮台为止。5月9日抵达日本后，多次通电全国，呼吁一致讨袁。5月15日黄兴电告唐继尧、李烈钧等人，愿为反袁斗争“相助进行”。5日20日，唐继尧、李烈钧等人联名复电黄兴，竭诚欢迎指导，表示。“大局所系，唯公图之”黄兴往日本一方面进行反袁的政治攻势和动员，另一方面应孙中山之约在日本借款购买军械，招集旧部，准备编练成军，与南方军务院互为呼应，有力地促进了讨袁斗争的向前发展。
在黄兴和革命势力的支持下，李烈钧于5月率部离开肇庆北伐，经三水、芦包，沿粤汉路北上讨袁，6月初到韶关，与阻碍北伐的广东都督龙济光部发生战斗，迫使龙部纳关投降。接着，李烈钧又挥师南下，进逼广州，在源潭附近叉大败龙军。与此同时，黄兴电贺陕西独立，并要求蔡锷“就近设法救济”，与李烈钧南北呼应，共同将讨袁斗争进行到底。
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讨袁声中死去。黄兴与孙中山认为北洋军阀势力仍在，主张继续革命。6月7日，黄兴致函中华革命党本部负责人谢持说：“大憝虽去，余孽犹存，吾人不于此时并智竭力，为根本上之扫除，贻患将无已时”。6月9日，李烈钧致电黎元洪，主张恢复约法，召集国会，组织责任内阁，要求将护国军开进北京，以拥护黎元洪和保护国会。其他革命党人也纷纷表示：“今日尚在革命状态中”，“万不可主张软弱力”，更“不应袭政客之浮谈，作和平之甘语”。在新的形势下，黄兴和李烈钧又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共同扫除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斗争。
袁世凯病逝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内阁总理。6月7日、9日梁启超和蔡锷分别通电全国，主张依靠中央政府收拾残局，敦促独立各省取消独立。并暗射革命党人“专以排彼为事，无非欲达个人权利目的”。7月l4日，他们又主动撤消了军务院。广东都督龙济光积极响应，不仅擅自取消独立，而且增兵化县，对抗李烈钧率领的滇军。为了将这次讨袁运动进行到底，李烈钧不理会各方面的压力，继续和龙济光部苦战，并迫使他困守广州、与此同时，黄兴对军务院内的妥协派非常不满，批评说：“凡属于正义派之人，宜结合为一，进而推之于前，以为国内势力之中坚，不致使非正义派仍有恢复旧势力之一日”。并指出： “北京当局是否与吾民相见以诚，尚属疑问”，“武力准备，实为不可缺少者”。有力地声援和鼓舞了正在南方苦战的李烈钧。同时，他又电贺海军起义，要求北京政府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并倡导抵制段祺瑞援用袁记约法召集的约法会议，与李烈钧一起共同将革命继续推向深入。
在黄兴、李烈钧及其他革命党人的呼吁下，黎元洪在继任大总统后，下令恢复临时约法，召集国会，并任命了各省军政长官，使各种人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为了钳制正在南方苦战的李烈钧，北京政府一方面电令李烈钧停止“私斗”，另一方面故意委任陆荣廷为广东都督。陆早有觊觎东地盘企图．立即带兵入粤，以致形成夹击李烈钧的局势。此时，为了保存革命实力，黄兴和柏文蔚劝令李烈钧停止攻城。8月11日，国务院竟发布讨伐李烈钧的命令，从闽赣出兵，命海军配合，夹击李烈钧所率领的滇军。在南北军阀的合攻下，李烈钧不得不忍痛解除兵权，离开广东。不久又重返肇庆，设法率师凯旋回滇。黄兴对“粵事纠纷，隐忧未已”的局面深感不安，曾电嘱李烈钧、岑春煊等人：“中央派王铁珊先生南来欢迎云老，排难解纷，此行必大有裨益。”10月下旬黄兴在临终之际仍念念不忘李烈钧的滇军，嘱咐李根源说：“李烈钧队伍快到饿饭地步，须请黎元洪妥筹办法。并要求国会加强立法工作。但北京政府财政部以财政奇窘搪塞，驻粤滇军终无法回滇。李烈钧不得不再安告別滇军将士而转赴香港。尽管如此，黄兴与李烈钧共同精心保留下来的这支军队，后来成为孙中山南下护法时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紧张的革命斗争中，黄兴因劳累过度而导致胃出血病复发不幸于10月31日在上海逝世。李烈钧闻讯无比悲痛，立即赴一沪吊唁，參加由孙中山领衔组成的治丧委员会，一为黄兴治理丧事。12月22日，又与孙中山等人一起致祭黄兴英灵，以寄托他无限的哀思。从此后，李烈钧跟随孙中山继续从事革命斗争，为完成黄兴末竟的事业而努力。抗日战争时期；他还把5 个儿子送往前线抗日。1946年2月20日，李烈钧世因长期受病魔缠绕而与世长辞，比黄兴晚死了30年。
为了推翻封建帝制，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民主共和体制，黄兴与李烈钧为此进行了不屈不挠的顽强拚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的光辉业绩将永垂不朽！
（田伯炎根据肖建东原作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