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韬武略 相得益彰——黄兴与马君武
在曾与黄兴并肩战斗的革命党人中，马君武并不擅长军事，而是以熟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理论见长，他未曾参加过黄兴领导的武装起义，但不仅多次支持黄兴的军事政治主张，而且在创立同盟会，建立民国的过程中几度与黄兴合作共事，以其独特的才略协助黄兴，共同推进革命。
马君武，广西桂林人。原名道凝，字厚山，后改名马同，宇君武。近现代着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和旧民主义革命政治家。同盟会成立前，马君武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与黄兴颇为相似。
早年的马君武曾受改良主义思想影响。1897年康有为第三次赴桂林讲学，和唐景崧、岑春煊在桂林组织“圣学会”，马君武常去听讲，逐渐接受了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牺牲，马君武扼腕叹息。1900年，他远赴新加坡求见康有为“执弟子礼，请教救国之计”。康有为派他回广西策应“自立军”起义，但归途中，“自立军”起义已失败。1901年后，马君武东渡日本求学。 差不多与马君武被变法维新所吸引的同时，黄兴亦接触到了改良主义思想，其时他正在武昌两湖书院学习。变法运动失败，黄兴非常惋惜。“自立军”起义，亦曾“与闻其事”。1902年6月，黄兴也来到日本留学。
黄兴、马君武到达日本后，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黄兴很快就被留学生界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所吸引，一时成为留学生中引入注目的革命派人物，马君武刚到日本时，仍与梁启超等改良派人物接触频繁，一度担任《新民丛报》主编。但随着知识面和政治眼界的开阔，他逐渐放弃“改制圣君恩”“铁屋瀛台救圣躬”的维新变法思想。在革命派人物的影响下，马君武加入了革命的行列。1902年4月，他参加了由章太炎、秦力山等人在留日学生界发起组织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活动。同年加入兴中会。不久，由宫崎寅藏介绍结识了孙中山，对孙中山推翻满清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深为钦佩，认为“康梁者，过去之人物，孙公则未来之人物。”毅然与康梁的改良主义分道扬镳，决心追随孙中山，走民主革命的道路。
二人思想上的这种转变，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潮流。正是思想认识和奋斗目标的渐逐一致，使他们日后走到了一起，为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而共同努力。不同的是，马君武热衷于介绍宣传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学说，黄兴则注重军事斗争，走武装反清的道路，到日本的第2年，黄兴就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后又回到国内，组织了华兴会，并先后到湖南、湖北、上海等地筹划反清武装起义，直到1904年11月因起义事泄受到通缉，再次东渡日本。马君武虽久闻黄兴大名，但直到同盟会成立前才得与黄谋面。这期间，马君武致力思想领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写有《弥勒约翰之学说》、《论赋税》、《唯心派巨子黑智儿之学说》、《圣西门之生活及学说》等文章，介绍欧洲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所倡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主张，借以唤醒人们起来反对现存的封建专制统治。
1905年7月黄兴与孙中山在东京会晤，决定联合全国革命志士，成立统一的“中国同盟会”，得到留日学生的积极响应。马君武是兴中会中的活跃分子，又得孙中山器重，主动热情地参加组建同盟会的筹备工作，由此结识了黄兴和华兴会的其他成员，他们一起战斗在民主革命的旗帜下，成为创建同盟会的重要人物。
由于革命志士的共同努力，同盟会的筹备工作进展顺利7月30日，在东京召开了来自17个省共有留学生70余人与会的筹备大会，商定会名、纲领，誓词、入会仪式和推定会章起草员。黄兴、马君武、陈天华、宋教仁等8人被推举共同起草同盟会章程。他们通力合作，精心研讨，拟定了章程草案30条。并规定凡其他革命团体宗旨相同而又愿联为一体者，概认为同盟会会员；同盟会的组织机构遵循三权分立的原则，在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除东京本部外，在海内外分设9个分部；皆直接受本部统辖。从章程基本内容来看，黄兴马君武及其他同志，信奉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三权分立式的民主政治理论，并想将之化为中国的政治实践；他们公开亮出了民主革命的旗帜，并决心担负起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的历史使命。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组织章程的诞生，是黄兴、马君武和其他革命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8月20日，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正式举行，通过了黄兴、马君武等8人起草的章程。马君武并在会上作了中肯的发言。会上有人问：“我们是要排满革命，假如有满人要加入同盟会，我们怎么办？”马君武站起来直接了当说：“我们是反对卖国亡国的满清政府，如果满人中有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我们当然欢迎”。可知马君武的革命思想已不局限于笼统一排满。她的话博得了孙中山黄兴及与会者的鼓掌赞同。
同盟会成立后，东京本部的工作主要出执行部负责，黄兴主持。马君武被任命为执行部书记科的负责人，固辞不就；当时还任命他为广西省的主盟人，亦未就任。但他实际上协助黄兴做了大量工作。 马君武是《民报》初期的主笔之一。《民报》的前身《二十世纪之支那》，是黄兴和宋教仁创办的专门宣传反清革命刊物，由黄兴提议改为同盟会机关报后，开始仍由黄兴主持，马君武于《民报》创刊号上发表了《世界第一爱国者——法兰西共和国建造者甘必大传》一文，歌颂了19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共和党领袖、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捍卫者甘必大的爱国和民主共和的事迹，并借甘必大之口，抨击清廷“变法杀人”，宣言“我敢信，我国家终有人道复明之一日，终有人人平等之一日，终有人人自由之一日。誓指出中国定有如甘必大一样创建共和的人物出现”。在《民报》第二号上，马君武又撰了《帝民说》一文，介绍卢梭的契约论和主权在民说，言：“帝权为个人之总体；个人为帝权之分子，故人民即帝王，帝王即人民，不可离也。”，文中对中国传统的天子为“至尊”，人民为“贱民”的观念作了抨击；希望通过，“大革命之炸裂弹”，使中国步入“文明之世界”，建成人民享有自由、平等、选举权，罢免权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此外，在同时期的其它着述中，马君武亦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学说，宣传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他-同时代革命党人对于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传播，打击了保皇派的气焰，扩大了革命派的影响，并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起了舆论准备的作用。
《民报》创刊不久，黄兴将主要精力转到军事斗争方面。先是回到国内联络各省革命力量，又在留日学生中建立“丈夫团”组织，培养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为全面发动反清武装斗争打下基础。马君武在同盟会总部工作不久，因参加留日学生反对日本政府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的斗争，于1906年夏回国，旋被聘为上海中国公学的教务长兼理化教授。在从事教学的同时，马君武与革命党人保持联系，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时该校实成为同盟会员的话动据点，引起了两江总督端方的注意，下令逮捕马君武等人。经公学校长郑孝胥多方周旋，并请两广总督岑春煊向端方疏通，才使马君武得以广西官费留挚生的名义，于1907年们年赴德国留学，免遭不测。
从此，马君武暂时远离了国内革命斗争，但他仍然十分关心黄兴等人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1909年春夏之交，孙中山到欧洲各国进行革命活动，路经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马君武专程前往迎接，探询有关情况，感叹：“天意殊无定，人权久不平”，渴望革命取得成功。
同心协力 创建民国
1911年10月10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马君武获悉又惊又喜，以为中国建成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一不禁欢喜雀跃，立刻起程回国。一个月后，马君武辗转抵达上海，随即置身革命洪流之中。 当时的上海日聚集了来自11个省的代表。他们应江浙都督府之邀来上海举行各省代表联合会，讨论组建临时政府事宜。与此同时，黄兴则在武汉督战；武昌方面也通电各省．筹组中央政府。马君武感到武昌乃首义之地，理应在武汉开会，遂决定前往战火纷飞的武汉。江浙方面放弃了原定上海开会的打算，仍要求各省留下一名代表，其余赴汉。马君武以江苏代表身份出席在汉口英租界召开的各省代表大会。由于他谙熟西方资产阶级政治，被推举与王正廷、雷奋共同起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2月10日，大会讨论通过了他们起草的大纲，计4章21条，规定了临时政府的组织形式、机构设施及其职责，大纲有效期定为“中华民国宪法成立之日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