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手东瀛 共图南疆——黄兴和吕志伊(2)
黄兴在武昌起义之前，对云南已积聚的革命力量和形成的革命形势，有很高的评价，始终对发动云南的武装起义抱有很大希望。据谭人风记述，黄兴在武昌起义前夕还邀约他同赴云南；“1911年9月21日（七月二十九月）入虹口筱崎医院，……时克强亦有电至，并电汇三百金，约余同赴云南”。黄兴在1911年10月5日（八月十四日）写给冯自由的信中亦认为，“至滇之一方面，若欲急办，尽可办到，以去年已着手运动，军界、会党皆有把握，有2.3万之款即可发动”，但他也估计到，云南是英法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势力范围，邻近其缅越殖民地，有受到外敌干涉的危险，他说“然此方面难望其成功，以武器甚少，不足与外军敌也。滇为蜀应则有余，为自立计则不足……是以弟等尚未能决其如何办法，专待蜀事得有确信方敢为之也”。
1911年春，根据槟榔屿会议决定黄兴转到香港并通知南洋各地的重要骨干党入向港、穗集中，准备发动广州起义，黄兴、赵声等人在香港设立了起义指挥机关“统筹部”以部署起义行动、黄兴被举为统筹部长，他最初计划组成三军，攻取广州。吕志伊奉黄兴之召，出缅甸来到香港，并受命负责为起义军起草檄文、文告、法令及保管印信、密令等机要工作。临近起义发动之前，吕志伊奉命进入广州，住在沙面，听候调遣。“三·二九起义”出入意料地失败了，吕志伊悲痛万分，恨不能血洒战场，为革命捐躯。他后来在追忆这一伟大斗争时写道：
“救国身膏斧锧甘，同盟后死每怀惭。
萧何不事收图籍，烈士应增七十三。”
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英勇战斗和牺牲精神，却使吕志伊增强了革命必胜的信心，更坚定了革命的意志，决心为革命的胜利战斗到底，他又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半生徒抱澄清志，九死偏留肮脏身。
九州以外环瀛海，我更长征瀛海涯。”
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后，黄兴在香港养伤期间，吕志伊和另一些革命党入来到上海，他为上海《民立报》担任撰述，继续进行革命宣传，动员人们准备迎接新的革命到来。在此期间，吕志伊和宋教仁一起起加入了陈巢南、柳亚子等人创建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同时从事革命文学活动。
黄兴在发动广州三·二九起义之前，为组织各省响应和支援广州起义并用广州起义带动全国的革命。在辛亥正月间，“使谭人凤至长江沿岸各省进行军事运动，准备于广州发难时，由苏、浙、赣、皖、湘、鄂诸省纷起响应”。谭人凤受命后，于1911年2月至5月间，两度前往上海、南京、湖北、湖南等地联络革命党人，布置湘、鄂、沪，宁等处党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作好起义准备。5月，谭在武汉把孙武为首的共进会，蒋翊武为首的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联合起来、初步形成了湖北革命党人的同盟，对湖南亦通过焦达峰等人作了组织准备；对江西、安徽、南京亦通过当地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做了迎接和响应起义的安排。
谭人凤在长江中下游各省做了大量工作后，于1911年7月回到上海，与宋教仁、吕志伊等人商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嘱钝初（宋教仁）草定中部同盟会简章，分总务一、党务、财务、文务、评议五部，假四川北路湖北小学开成立会，到会者二十余人，公推宋钝初，吕天民任文务，杨谱笙，潘祖彝任财务，余（谭人凤）任党务兼司联络军界事，总务部则虚其位以待贤能。部务取合议制，凡事须经评议后始执行陈英士、范鸿仙、谭价人、谈宅赐等，皆被举为评议员入会参议，推余为议长”。接着，在中部同盟会推动下，南京支部等同盟会分会相继成立。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大力推动下，长江流域各省的革命形势发展十分迅猛。四川保路运动高涨，并发展成为反清革命运动；陕西的革命运动也日渐商涨，特别是湖北的两大革命组织联合以后，以武汉为中心的革命时机已经接近完全成熟，同盟会中部总会的领袖们“益信天与人归，时机已至”，“湖北同志猛勇进行，大有一日千里之势。”9月中旬，湖北分会派遣居正、杨玉如前往上海，向中部总会报告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等情况。谭人风、宋教仁、吕志伊等人紧急商议后，决定请黄兴急回武汉主持指挥起义，即派遣吕志伊持函由上海前往香港请黄兴北行共图大举。吕志伊和刘芷芬于1911年10月2日（八月十一日）抵达香港，向黄兴报告了情况并进行了商议，黄兴毅然同意回鄂主持武汉起义。他于第二天复函中部会总，赞同对武汉部署。黄兴在复函中称：“初念，云南方面较他处稍有把握，且能速发，于川蜀亦有犄角之势。及天民、芷芬两兄来，始悉鄂中情形更好，且事在必行。弟敢不从公等后以谋取耶？”
吕志伊由沪赴港之前，时值云南同盟会支部领导人之一、时任云南新军标统的罗佩金被派遣到上海购置军械。“吕志伊与其商定回滇进行计划，并密告同盟会中部总会机关，筹画长江各省实况。”嘱咐云南同志迅速准备，以策应湖北方面的起义。吕志伊在香港和黄兴晤商后，黄兴决定北上，同时要求南方各省作好准备，届时发动，互为声援，吕志伊又从香港再次致函云南同志黄毓英、杜韩甫等人，促其加速起义的准备。吕志伊经商议即决定，由香港返回云南。黄兴、吕志伊正在香港积极准备动身、启程，武昌起义的消息已传至国内外。10月11日，黄兴接宋救仁电，促黄急返沪共商一切湖北军政府急电请黄兴、宋教仁、居正等赴鄂，并请电告孙中山回国主持大计。黄兴即于10月17日由港启程赴沪，24日抵上海，28日抵武汉，被推举为国民军总司令，第二天即亲赴前线指挥起义军战斗。
吕志伊在香港和黄兴分手后，取道越南由滇越铁路返昆明。当他刚进入滇境河口时，云南省城昆明，由同盟会革命党人和新军协统蔡锷指挥新军发动的“重九起义”（九月初九，即1911年10月30日）已经顺利成功。吕志伊没有赶上昆明起义的时机未能直接参与云南“重九起义”战斗，但他对云南辛亥革命所起的作用和作出的贡献是重大的。云南起义领导人之一李根源先生认为，他对云南革命，是“夫种之必生，炊之必熟，必然而无疑者。”
云南以蔡锷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后，吕志伊被任命为都督府参议，参与了新政府最初的决策等事宜。接着，起义各省派代表到上海共商建立革命的中央政权等建国大计，吕志伊被推举为云南都督府全权代表，赴沪参加南方17省代表会议。12月29日，各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太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1月3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孙中山任命黄兴为陆军总长，同时任命吕志伊为司法部次长。黄兴、吕志伊等革命党人竭尽全力为最后推翻清王朝和巩固南京革命政权而共同斗争。当时，司法部总长伍廷芳，作为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和谈，不能主管部务，司法部工作由吕志伊主持。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工作在吕志伊主持下，制定了一系列巩固革命秩序和有利于发展民主政治、经济等等法律条令，为革命作了新的努力和贡献。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辞职，中央政权被袁世凯篡夺，吕志伊等人随孙中山由宁赴沪。吕志伊在同盟会机关部担任副部长。同年8月，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共和实进会，国民实进会、国民公党等组成国民党，推举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为理事。吕志伊奉孙中山之命，赴南洋、缅甸等地筹组国民党海外支部，同时，受云南军政府的委托，在南洋华侨中动员侨商集资回国发展云南实业。
1913年，吕志伊当选为国会参议院议员，在国会中和国民党议员一起共同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与卖国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二次革命失败后，吕志伊由北京南下上海，从事反袁斗争。 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为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继续为民主革命而斗争。当时，黄兴虽不同意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办法，去到了美国，但坚持为恢复共和民国、完成民主革命的信念和主张仍然和孙中山一致。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败露后，黄兴和孙中山虽然各在不同的异国他乡，却同时发起了打倒袁世凯称帝的斗争。黄兴当时积极动员海外各地的革命党人支援和参加起义讨袁的护国运动。1915年12月14日，黄兴致电各国驻华公使，反对袁世凯称帝，决心为保卫共和民国而战。在此同时，黄兴先后致电在南洋等地的革命党人李烈钓等人，促其入滇发动讨袁。在黄兴的动员和敦促下，李烈钓、方声涛、程潜、熊克武等一大批重要的革命党人先后进入云南，推动唐继尧加速发动武力讨袁。云南起义的当天，唐继尧亦函告黄兴请他“共襄义举”，“祈大展伟抱，宣扬正义”。
当孙中山派遣朱执信、居正，陈其美，于右任等人分赴广东，山东、上海，陕西等地组织中华革命军发动武装讨袁时，吕志伊向孙中山提出。“滇、川，黔三省，本党忠实同志极多，且属边远，袁之势力不及，尚易着手，拟前往活动。”孙中山同意吕志伊的建议，即派他“赴云南工作”。吕志伊于1915年春回到云南后，在滇军中积极进行反袁活动，发展中华革命党党员，使“滇军干部如邓泰中、杨蓁、田钟谷、李文汉、李植生等，黔军中干部如吴传声、熊其勋、彭文治等，均联合一致，决心讨袁”。经吕志伊的策划和发动，滇军官兵普遍反对袁世凯称帝，坚决捍卫共和民国，为云南发动护国起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护国讨袁战争得以在云南顺利发动。
在护国运动中，黄兴积极策划和奔走呼号于国外，使许多在二次革命后与孙中山一度疏远的革命党人，又团结到护国讨袁的革命旗帜之下，并直接加入了讨袁战争。吕志伊积极策划活动于云南军中及政界，使滇军中实力派起而推动唐继尧一致讨袁。黄兴、吕志伊两人都在为捍卫和恢复共和民国的战线上，为护国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护国运动是黄兴，吕志伊携手革命以来，共图南疆的最后一次成功的共同战斗。他们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再一次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作者：孙代兴 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