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词人与革命派之交游
文人结社是一种传统的、重要的、纯粹的交游方式。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文人既然结社,就必然有某种共同的爱好或目的,因而更能反映出其成员的思想倾向、文学旨趣等等。清末以降,政治上的党禁虽仍然比较严厉,但是对于文社组织的控制则相对松弛,“南社”能够以文社面目成立,便是明证之一。
至民国初期,文人结社更有了良好的环境:“民国肇兴,集会结社之自由,列于约法,于是凡百事业,悉有会社以为之倡导,辟千古未有之创局,踵欧美已成之良规,好学之士,咸乐从焉。”(邹寄庵《翼社》序,1917年1月)南社在组织上有着明显的松散性,其重要表现就是社友在南社之外,同时参加不少其他的文艺或学术社团(如果将社友在南社前后加入者都列入,则会更多)。在社团中所交游的社外人士,既不乏遗老旧臣,也有其他的文艺名流,足见南社中人交游之广。
南社襄助革命之功,主要就是依靠报刊舆论。自清末以迄民国,社友有办报之经历者颇众,而为各种报刊撰稿者则更多。民初的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主要得力于其时对舆论的弛禁。民国元年(1912)三月,南京政府内务部废止了前清报律,自拟暂定报律三章,令报界遵守。全国报界俱进会即电告孙中山表示反对,孙立饬内务部取消。
此后的袁世凯政府和北洋政府时代,对文艺报刊的控制也比较松弛。秋翁曾回忆:“那时正值国家鼎革之际,社会一切都呈着蓬勃的新气象。尤其是文化领域中,随时随地在萌生新思潮,即定期刊物,也像雨后春笋般出版。因为在那时,举办一种刊物,非常容易,一、不须登记;二、纸张印刷价廉、邮递利便,全国畅通;四、征稿不难,稿酬菲薄;真可以说是出版界之黄金时代。”(《三十年前之期刊》)更重要的是,报刊不仅成为文人交际的纽带,还是文人作品的重要发表园地。当时的报刊都很重视诗词曲等等传统文学作品的登载,不但各大报都辟有文艺副刊,专门的文艺期刊更以此为主要内容之一。与传统的刻印别集相比,这种方式更为便捷,传播的速度更快、范围也更大,可谓是维系作者、编者、读者的纽带,对于促进文艺界的交流厥功甚伟。
民初的上海报界,几乎为南社社友所把持,成舍我曾回忆道:“当时在上海,若不是南社的成员,不大能够进报馆当编辑。”以上海为例,从南社社友参与的文艺报刊情况,也可见南社交游之一斑。
南社社员创办部分书刊
除了以上的因素之外,社友因为自己在某方面的才能或成就,或者因为某些特殊的经历,而与同道朋好(包括满清旧吏)之间的零散交游,则不可以穷举。例如朱锡梁之与叶德辉交好,即因金石文字方面颇有同好；同盟会元老李根源退隐苏州后,即与陈衍、章太炎、张一摩、金松岑等时相过从;黄宾虹曾被人控告为“革命党”,被迫出走上海,得沈曾植、冯煦等力救,事乃平,嗣后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蒯光典邀其创办上海留美预备学堂,由黄宾虹教授国文;又陈陶遗曾任同盟会江苏支部长,为人告密被捕,幸得张謇救护,而江宁知府杨钟羲亦爱其才而优遇之,最后更为两江总督端方(号陶斋)所赦免(陈陶遗本名陈水,别署道一;后改号“陶遗”,或谓即以示不忘端方活命之德),等等。
可见文人之交游情况原是非常复杂的,即使是南社的革命党人,其个人之交游也并不以政治立场为准则;而清廷大臣和后来的遗老也未必都视革命党人为仇雠。他们相互之间的惺惺相惜或者道义相交,足以说明文学也能够独立于政治之外。
南社是一个有浓厚政治气息的文学社团。如柳亚子所云:“(南社成立大会)到会的十七位社友中间,有同盟会会籍的是十四人,足可证明这一次雅集革命空气的浓厚了。”曼昭《南社诗话》自序亦言:“南社为革命结社之,创于清末,以迄于今,已有三十年之历史。其所揭橥,为文章气节。其所谓文章,革命党人之文章;所谓气节,革命党人之气节。特在清末,于内地不能不隐约言之耳。故革命党人之好文学者,无不列籍其中。”
据不完全统计,南社社友而兼同盟会会员身份者有179人，其中不乏骨干人物,如黄兴、张继曾任同盟会庶务部总干事,邓家彦曾任司法部判事长,汪精卫曾任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宋教仁曾任同盟会中部总会总务干事。其他曾先后担任同盟会各省分会会长或主盟人的有:高旭、章梓、陈陶遗(皆江苏),黄兴、仇亮(皆湖南),张继、杜羲(皆直隶),邓家彦(四川),赵世钰(陕西),吕志伊(云南),孙竹丹(安徽),居正(湖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