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中的“吴江三杰”(2)
金松岑虽然没有跟随过孙中山，但他却是最早向国人宣介孙中山的“先行者”之一。1903年，上海先后出现了以《三十三年之梦》为底本的两个译本。一个是8月出版的节译本《孙逸仙》，译者即是主笔过《苏报》的章士钊；一个是11月出版的《三十三年落花梦》全译本，译者金一，即金松岑。
章士钊、金松岑两人均不谙日文，如林纾一样，是通过他人的口译整理而成的。原书的作者是日本进步人士宫崎滔天。宫崎滔天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先行者有密切的交往。他对中国革命的真诚与对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襄助，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和赞赏。《三十三年之梦》忠实地记录了孙中山等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早期的不懈探索与艰辛奋斗，具有极大的感召力。
辛亥革命前，多数国人正是通过这一译本才了解孙中山，才了解孙中山倡导的革命。相对而言，金松岑的译本更全面，更详实，因而也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三十三年落花梦》一面世就被抢购一空，以后重印十多版。在认识的扫盲上、思想的启蒙上、精神的鼓动上，金松岑出色扮演了一个时代宣传员的角色，为革命大幕的拉开，做宣传，代广告，儒雅之举却功莫大焉。
柳亚子（1887~1958）：
辛亥风云俊杰
少年柳亚子因科举考试而上县城，由此遇上了引路人陈去病、金松岑。柳亚子之子柳无忌教授回忆道：“从他（柳亚子）一生看来，我父亲1902年吴江与苏州之行的收获，比得到一名秀才更为重要的，是当时他所交结的两位朋友——陈巢南与金松岑。”
这是一场难得的人生际遇，两代人由此缔结起精神上的忘年交。金松岑成了柳亚子的老师，而陈去病在更大程度上成了柳亚子的同志。陈去病追慕西汉名将霍去病就以“去病”为号；柳亚子紧跟仿效，便以北宋名将辛弃疾之名“弃疾”为号。
1905年，发生了两件让中国知识分子大触动的事：一是绵延千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彻底废除；二是中国同盟会宣告成立，领袖孙中山鲜明地提出了十六字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辛亥风云在酝酿。六年后，革命正式爆发。此时的陈去病、金松岑正值人生壮年，称得上“风云豪杰”和“风云儒杰”，而柳亚子仅25岁，青年才俊，后生可畏，堪称“风云俊杰”。
与陈去病、金松岑相识后，少年柳亚子便大踏步冲向思想革命的前沿阵地。
1903年随老师来到上海，入爱国学社。置身“东方巴黎”的大都市，柳亚子眼界大开。他结识了蔡元培、章太炎等大师，结识了与他同龄的“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邹容《革命军》出版，柳亚子鼎力相助。《革命军》出版后，邹容赠扇面酬谢资助者，其中赠给柳亚子的扇面上题书“中国少年之少年”，而柳亚子随即也以“革命军中马前卒”自称。这一年，17岁。
1906年初，血气方刚的柳亚子单枪匹马闯荡上海滩。其间结识了刚从日本归国的同盟会会员高天梅和朱少屏。经他俩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进入了他们筹办的健行公学。又经蔡元培介绍参加了光复会。由此成为一名不多见的“双料革命党人”。这一年，柳亚子20岁。
因为口吃，柳亚子没学成英语，反倒成了一名国文教员。这是发生在健行公学时期的一件趣事。健行公学办在一处叫宁康里的地方（今黄浦区内），它与中国公学、爱国学社一起，被视作沪上学界宣传革命的大本营。在公学中，柳亚子以《黄帝魂》作教材，纵论反清排满。柳与高天梅等人还在公学附近租赁了一所房子，名之为“夏寓”。高天梅时任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夏寓实际上就成了同盟会江苏分会的机关部。在这里，柳亚子结识了许多爱国志士，如马君武、苏曼殊、傅钝根、黄晦闻等，他们中大多人要年长柳亚子十来岁，连最年轻的苏曼殊等人也年长柳亚子三岁。这些人日后都是南社重要骨干分子。南社与同盟会的渊源于此可见一斑。
《复报》起初是柳亚子在同里同川自治学社时与同学自办的一份油印小报。旨在反清，“光复中华”。到健行公学任教前，已经印行到67期。68期开始，改为半月刊铅印。封面不遵朝廷正朔，换用黄帝纪年。刊名“复报”两字，改版第3期起别出心裁，用反文书写，暗寓“反清光复”。报纸在“夏寓”编辑，托人到东京印刷后寄回上海秘密发行。
为了与改良派论战，《复报》以“发扬民族主义，传播革命思潮”为己任，揭穿立宪骗局，点破君主迷信，有力地配合了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难能可贵的是，柳亚子不仅编辑，更动手撰写了大量“文字有灵”的白话诗文，以期“鼓动一世的风潮”。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来，兴奋不已的柳亚子又与朱少屏等人迅速创办了《警报》，专门报道革命战绩，助推光复波澜。
如果说《复报》让我们读到了“风云俊杰”柳亚子鲜明的反叛个性，《警报》让我们感到了“风云俊杰”柳亚子干练的办事作风，那么南社的创立则让我们看到了“风云俊杰”柳亚子非凡的号召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