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与陈其美的恩恩怨怨(2)
1913年3月20日晚，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裒世凯指使的刺客击中，因抢救无效，宋教仁于22日晨4时40分在上海铁路医院去世。宋教仁在临终前，陈其美与黄兴各执宋教仁的一只手，再三安慰他：“钝初！放心，我们要代你报仇的！”宋教仁去世后，嫉恶如仇的陈其美连呼“此事真不甘心！此事真不甘心！”陈其美与黄兴、谭人凤，于右任等将宋教仁人殓后，陈其美又与黄兴主持稽查宋案凶手。3月22日，黄兴与陈其美联名致函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卜落斯总巡，悬赏白银1万元侦缉宋案凶手。一般说来，蓄谋已久的政治谋杀案是难以破案的。袁世凯相信这一点，所以在宋案发生后亲自导演了一起贼喊捉贼的闹剧企图瞒天过海欺瞒国人。袁世凯未料到，陈其美在上海滩经营多年建立起了广泛的人脉关系，很快使宋案凶手人赃俱获，袁世凯主使行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二，宋案后黄兴与陈其美因意见分歧 终至分道扬镳
宋案真相大白，国民党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的关系彻底破裂。袁世凯凶相毕露，以出卖国家利益为代价从西方列强手中借到2500万英镑巨款，准备彻底镇压国民党。国民党上层领袖面临生死存亡的艰难抉择。
得到宋教仁遇刺身亡的消息。正在日本访问的孙中山于25日回到上海。当天晚上，孙中山、陈其美、居正、戴季陶等国民党领袖在上海黄兴的寓所商讨对策，结果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岐。黄兴主张按照法律程序推倒袁世凯。黄兴的意见占了上风，孙中山先发制人的主张被否决。国民党方面在力争以法律解决宋案的同时，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军事上的准备。1913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在上海召于第一次秘密军事会议。孙中山、黄兴、陈其美与安都督柏文蔚、江西都督李烈钧、湖南都督代表周震鳞、广东都督代表覃鎏钦等参加了会议。孙中山在会上仍主张立即兴师讨伐，但黄兴仍以袁世凯逆迹尚未昭著，南方的革命军又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备才能作战，因而主张稍缓用兵，以观事变。与会的高级将领均同意黄兴的意见，陈其美也倾向黄兴的主张。他们认为：“我方兵力不能敌袁，与其速战失败，莫若练兵观变，袁尚不敢过于轻视。”孙中山无法坚持自己的主张。
6月9日，袁世凯悍然下令罢免国民党籍的江西都督李烈钧，稍后又相继罢免了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等人的职务。袁世凯对国民党地盘的剥夺，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做出最后的抉择：是束手待毙还是背水一战？此时陈其美与孙中山一样被袁世凯的步步紧逼激怒了。孙、陈均主张不计成败与袁世凯一决雌雄。孙中山说：“不战，必然要被消灭；战成败未可知。与其不战而被消灭，不如战败而发扬我们的革命精神。”陈其美在上海与日本有吉总领事谈话中也表示：“本人自始即持稳健意见，但现若仍旧不作改变，徒自招灭亡而已。……我党现亦分为稳健、过激两派，前者恃议会，虽欲成事，亦鲜见成效。即如本人，最近亦至于不得已而与之以过激之说。孙、黄二君多年流浪于外国，实际之见机不敏。去年之革命，亦系按我等人之手所计划者，孙、黄不过中途返国而已。因而孙此次广东之行，与其预期相反，因两三旅团长被收买而丧胆，透露完全失望之口吻。黄则徒然多疑，坐失良机。此无非通晓国内之情况而已。余等实际当事者，尚未至十分悲观云云。透露无论如何计划进行武装抵抗之口吻。”陈其美对黄兴仍持稳健态度极为不满，在与有吉总领事谈话时，“频频谓黄兴之徒，名曰自重而迟疑不决，结果误却大事。”
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起兵讨袁。国民党经过数月来的痛苦选择，终于打响了武装反抗袁世凯的第一枪。至此，黄兴已别无选择。7月15日，黄兴抵达南京出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7月18日，黄兴委任陈其美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这次讨袁战争很快失败。7月22日，袁世凯下令褫夺黄兴等3人的荣典军职。命令称：“黄兴、陈其美、柏文蔚逆迹已著，所有从前所颁荣典军职一律褫夺。其附逆之徒，该部查明，一律办理。此令。”同一天袁世凯下令通缉黄兴、陈其美、柏文蔚。7月31日，袁世凯悬赏缉拿江苏、上海的讨袁军将领，袁世凯开出的赏格分别是：黄兴拾万元，陈其美伍万元，黄郛贰万元，李书城贰万元，而且规定“不论生死，一体给赏”。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领袖流亡日本等地。8月18日，孙中山抵达日本东京。27日，黄兴也抵达日本东京。革命失败了，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今后的革命斗争，这是非常必要的。但孙中山在总结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时，不顾阶级力量对比悬殊等客观原因，过分强调革命党人的主观因素，并由此不恰当地追究黄兴的责任，两人为此产生了严重冲突。据说，黄兴到日本后第一次前去见孙中山时，即“大被痛骂。”黄兴虽然“温温自克，不一校”。但自此后，“孙、黄裂痕显然。”
在关于今后的行动方针上，孙中山乐观地认为“袁世凯现在表面上虽然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但实际上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因此，他号召革命党人以激进主义从事“第三次革命”。黄兴则认为，“二次革命”时革命党拥兵数万，据地数省，尚且失败；今天亡命海外，“无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进？”黄兴认为，此时如果和袁世凯硬拼，只能徒然白白送掉热血青年的性命，于事无补。因此，黄兴主张在革命时机未成熟前应该从长计议。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熊克武，李根源、钮永建、林虎、程潜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均，赞同黄兴的缓进主张。关于国民党存废问题，孙中山称：“国民党已成一盘散沙，党员不听号令，这个党我不要了。”他要解散国民党，组织中华革命党。黄兴不同意解散国民党，主张对国民党加以整理。孙、黄各执一词，形成僵局。
孙中山不顾黄兴等人的反对，决定抛弃国民党，组织中华革命党。孙中山提出三条建党方针，（一）改变不服从领袖的心理，绝对服从党魁命令；（二）使以前散漫的组织变得严密起来，团结起来；（三）把党内一切不革命分子、不纯粹的分子排除出去，正本清源。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亲自拟定了入党词，严格规定：凡欲加人中华革命党者，无论其在党的历史及资格如何深久，皆须重新填写誓约，井加按指模以示坚决。孙中山解释说：“立誓约，订新章，一切皆有鉴于前车，而统一事权、服从命令为主要”，而要入党者在誓约上捺指模，是为了克服异党人据，以伪乱真的现象，同时也表示加入革命的决心。孙中山的主张得到了陈其美，戴季陶等激进分子的坚决支持。10月3日，陈其美抵达日本东京。10月7日，陈其美偕戴季陶等进见孙中山，两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达成一致。陈其美认为：“二次革命之发生，由于第一次革命之敷衍妥协，而第二次革命之失败，由于我党之不统一。其原因皆由渚同志不能奉先生之教令，往事具在，后之进行，须鉴前车。欲革命之能达目的，非此不可。
会见当天，即由孙中山担任介绍人兼主盟人，陈其美与戴季陶、田桐、范光启等加入中华革命党。
陈其美对黄兴在“二次革命”中的迟疑不决本来已很不满，对于孙、黄的争论，陈其美毫不保留地站到了孙中山一边，成为孙中山最坚定的拥护者和支持者，他“力排众议，主亟进”。他还“到处奔走，要大家赞成，凡不赞成加人的同志他就大肆攻击。”陈其美的这种激进态度彻底堵死了孙中山与黄兴之间妥协调和的可能，处境尴尬的黄兴不得不于1914年6月30日离开日本这个是非之地，准备前往美国、欧洲考察，让孙中山、陈其美放手去实施他们的第三次革命计划。至此，黄兴与陈其美终于分道扬鐮。有学者指出，二次革命失败后陈其美之所以成为孙中山激进路线的坚定支持者，就在于他们有着相同的政治风格。“孙中山总是喜欢冒险，他相信冒险可以创造机会。陈其美也喜欢冒险。他在北京时，在国民党议员的欢迎会上曾表示，自谓夙性冒险，故十年来破坏有余，今后敬与同党诸公当仍策力从事建设。建设不成，他就重新走上冒险的革命道路，同黄兴的稳健拉开了距离。”7月18日，中华革命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孙中山任总理，陈其美任总务部部长，在党内地位仅次于孙中山。在孙中山授意下，陈其美于1915年2月4日写了一封4000余字的信寄给在美国的黄兴。这封信的主旨，是要黄兴无条件地服从孙中山的领袖权威革命需要有权威的领袖。但是，领袖权威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需要有群众基础，需要有成功的事迹表现，领袖需要在实际斗争中有比一般干部高明的事实表现。陈其美在信中说：“中山先生之智识，遇事烛照无遗，先机洞若观火”。这样的话未免离事实太远。陈其美企图以简单的方式来树立孙中山的权威地位，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陈其美这封信成为20世纪初鼓吹政党领袖独裁与党员干部盲从领袖的第一份历史文献。
中华革命党时代，孙中山、陈其美等继续沿用辛亥革命时代的旧模式，一味地寄希望于以单纯的军事冒险以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这样的路线策略是不可能成功的。黄兴看到了反袁与反清的不同，他坚决反对这种飞蛾赴火式的单纯军事冒险去从事反袁，应该说是正确的。
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在上海租界被袁世凯指使的特务刺杀身亡。黄兴获悉陈其美遇难后，不计前嫌，立即给孙中山发去唁电。8月13日下午，由孙中山、黄兴等63人发起，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尚贤堂隆重举行“陈英士先生暨癸丑以后殉国诸烈士追悼大会。孙中山因病未能出席，大会由黄兴主持并致词。黄兴指出：“有诸烈士之牺牲其身，而后能再造民国；今后亦须有牺牲之精神，而后能使民国巩固。”黄兴还写了两副挽联追悼陈其美。多年奔走革命积劳成疾的黄兴在上海病逝。随着陈其美、黄兴相继去世，两人的是非恩怨，历史作用将留待后人研讨。
（张学继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