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与陈其美的恩恩怨怨
从“沪军都督”到“中华革命党擎天柱”
——黄兴与陈其美的恩恩怨怨
黄兴与陈其美均是辛亥革命时代的风云人物，他们两人的关系经历_从密切合作到分道扬镳的演变，这种离合关系的演变在辛亥革命史、中华民国史上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由于种种的原因，学术界对黄兴与陈其美的关系一直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1991年，著名历史学家萧致治教授主编的《领袖与群伦——黄兴与各方人物》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伟人风范》，叙述黄兴与孙中山、章太炎、宋教仁、蔡锷等辛亥革命时期四位领军人物的关系；第三部分《黄兴与全国志士》，收录黄兴与胡汉民、陈天华、谭人凤等五六十人的关系；第三部分《黄兴与其他人物》，叙述黄兴与谭延阅、汪精卫、李燮和、陈炯明、杨度等人的关系。可以说，与黄兴有关系的人物基本上都有了，但偏偏缺了黄兴与陈其美一篇。笔者当时翻看这本著作之后心想写黄兴的人际关系怎么可以不写陈其美？但笔者转而一想，萧教授是国内研究黄兴的著名专家，他不可能认识不到黄兴与陈其美关系的重要性的，肯定是有意回避了。然而，历史事实却是无法回避的，不会因为你刻意回避而消失。研究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如果回避了黄兴与陈其美两人的关系，好多问题就说不清楚。笔者觉得，黄兴生前的兴衰成败乃至身后的荣辱都与陈其美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鉴于此，笔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抛弃对历史人物的好恶感情，对黄兴与陈其美关系的演变及其历史影响进行粗浅的探讨，以求教于大家。
一 辛亥革命前后黄兴与陈其美的密切合作
黄兴(1874-1916)，字克强，湖南长沙人。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孙中山任总理，黄兴任协理。黄兴成为与孙中山并称的革命运动领袖。
陈其美，字英士，浙江湖州人。15岁到离湖州不远的石门县城内当铺“善长典”做学徒，一直干了12年，直到1903年春离开，到上海投奔他的表叔、潮州帮丝绸业资本家杨信之，在杨信之开设的同康泰丝栈任助会计。1906年夏，在三弟陈其采的资助下赴日本留学，初人东京警察学校，后入东斌学校。黄兴与陈其美的交往始于何时，现无文字可考。黄兴是同盟会的二号领袖，1907年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后，黄兴代理孙中山的职务，主持同盟会的工作。有关著作均说陈其美是1907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的。这年，李烈钧与黄郛奉黄兴之命召集已经加入同盟会的陆军留学生建立了同盟会的外围团体“丈夫团”，参加者30余人，陈其美不在其列。陈其美因为参加革命较晚，在日本留学期间还是一个名气不大的人物。笔者估计，陈其美在日本即使没有与黄兴见过面，但一定听说过黄兴的名字，肯定知道他的同盟会领袖身份。1908年，陈其美从日本回到上海。因为他与上海滩上的湖州帮、宁波帮资本家及士绅有同乡甚至亲戚关系，陈其美很快在旧中国最大的码头上海站稳了脚跟，并且在上海的青洪帮成员中树立了某种权威地位。
日本东京的同盟会总部因为领导层意见分歧长期处于涣散地位，宋教仁、谭人凤等经过长期的策划后从日本回国，于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取代东京同盟会总部成为领导长江流域革命运动的指挥中心。在上海建立革命组织，陈其美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出来。中部同盟会总会的核心人物是宋教仁。台湾学者王聿均先生形容宋氏“慎思明辨，富于分析力及判断力，对于问题，往往能视其大全，得其精要，他是一位极富理性、高瞻远瞩的政治家。”
宋教仁之外，最重要的恐怕就是陈其美了。王聿均先生指出“宋教仁是划策者,陈其美则是实行家”，“他们两人实为中部同盟会最重要的人物，也可说是两大柱石。辛亥革命的参与者对陈其美在中部总会的特殊作用另有更形象的描述：“原来辛亥革命时期的第二流领袖沪军都督陈其美，是上海青帮的大头目。上海的戏园里、茶馆、澡堂里、酒楼、妓院里，无论那个角落都有他的党羽。所以一辈革命同志无论有什么活动都要拉他入伙，尤其是辛亥年中部同盟会之成立，大家都要依靠他作台柱子。”中部总会选举出的领导人名单是：陈其美为庶务，管理一切不届其他各部的事务；潘祖彝为财务管理筹款事务；宋教仁为文事，管理参谋、立案、编辑及其他一致事宜；谭人凤为交通，管理联络各等社会及会籍、选举、纠察、赏恤、通讯等事务；杨谱笙为会计，管理会计收支事务。《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指出：“总理暂虚不设，留以待贤豪，收物望，有大人物出，当喜适如其分，不至鄙夷不屑就也。黄兴获悉中部总会成立的消息，立即从香港致信祝贺。10月6日，黄兴又致函陈其美、谭人风、居正、宋教仁等，要他们吸取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注意纯洁组织，防止内奸，并严明纪律。信中最后说：“弟必待外款稍有眉目，方能前来。惟才识浅陋，恐不足补其万一；觉公如鄂事紧要，即不必来港，列公酌而行之，弟必赞同也。”由此可见，同盟会中部总会没有选举总理，实际上是对黄兴虚位以待，是奉黄兴为领袖的。因为中部总会与黄兴有密切的联系，而与孙中山则并无任何联系，而且中部总会公开宣布与孙中山直接领导的南部分会为“友邦”：
陈其美的关系是在这个时候正式建立起来的。在中部总会的领导和推动下，长江流域的形势发展很快。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在部总会的推动下，成立了领导起义的统一机构，推蒋翊武为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湖北方面并派居正、杨玉如赴上海采购手枪，并邀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赴武汉主持大计。当时黄兴还在香港，武昌起义因突发事件不得不于1911年10月10日提前突发。23日，黄兴抵达上海，在陈其美寓所与陈其美、宋教仁等中部总会领导人开会决定：柏文蔚、范鸿仙等前往南京，运动新军反正；陈其美、杨谱笙等留上海，主持上海起义行动；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赴汉指挥全局。25日，黄兴乘坐从上海红十字会租爿的船前往武汉。
11月4日，光复会与上海商团共同斗光复了上海。11月6日，陈其美与上海绅商及团领袖合谋，以权谋手段剥夺上海光复的最大功臣上海临时总司令李燮和的权力，以炸弹逼迫绅商与商团领袖承认他为上海最高领导，迫绅商与商团领袖承认他为上海最高领导人——沪军都督。
陈其美夺取上海这个最大的舞台后，地位更加重要。这个时候，陈其美与在武汉督战的黄兴是相互配合的。特别是在同盟会与黎元洪集团及立宪派、反正旧官僚派、光复会上层等形形色色的反对派势力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中，黄兴与陈其美等紧密配合，进行了坚决斗争，捍卫了同盟会的领导权。当时，黎元洪集团与立宪派、旧官僚上层合流，企图以黎元洪的湖北都督府为临时中央政府，奉黎元洪为总统。黄兴主张成立孙中山为总统的中央政府，并派专人于11月10日将电稿送至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让他发电报“催孙中山返国”。11月16日，陈其美发表通电，公开主张选举孙中山为临时总统。陈其美又致电各省都督，称“大统领一席，非孙中山莫属。”出了同盟会的主张。12月2日，东南重镇南京光复，陈其美与宋教仁等当即决议将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由武昌改为南京。当陈其美听说黄兴在湖北督师失利将要来上海时，陈其美立即表示：“克强为革命军领袖，果来，吾辈当竭诚欢迎之，并以全力拥护之。”12月1日，黄兴抵达上海。“英士及上海同志欢迎拥护，一如其育。”陈其美等人主张临时中央政府设在南京，并由黄兴担任大元帅。这个主张遭到黎元洪集团、立宪派、反正旧官僚、光复会上层等势力的强烈反对。浙军参谋葛敬恩回忆说：“革命军既下南京，革命党人内部问题不断暴露。……推举大元帅一事，一部份人主张推黄兴担任，一部分人则主张推黎元洪，我们浙军中的将领主张黎的居多。……朱瑞主张就很明朗，我们的司令部因设在省谘议局，来访的人更是络绎不绝，都想说服浙军表示坚强主张，借以增加自己势力。袒黄兴（亦即袒孙中山）、袒黎元洪，一时闹的不可开交．光复会分子反对同盟会日益露骨，鼓吹分家，我们成了此等人的对象，”对于这场激烈的大元帅争夺战，身临其境的王有兰回忆陈其美等人主张临时中央政府设在南京，并由黄兴担任大元帅。这个主张遭到黎元洪集团、立宪派、反正旧官僚、光复会上层等势力的强烈反对。在这场艰苦的较量中，陈其美凭借沪军都督府的有力地位，坚定捍卫同盟会的主张，大力支持同盟会领袖黄兴，成为同盟会方面的顶梁柱。这场斗争的最后结果是，黎元洪被推举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并决定大元帅不能在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时，由副元帅代行职权，基本上实现了由同盟会主导临时中央政府的目标。12月25日，孙中山自法国巴黎取道香港来到上海，受到陈其美与黄兴及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他们随即在上海商量成立中央政府事宜。12月29日，在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开会选举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南京临时政府时代，黄兴与陈其美是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在临时中央政府内，黄兴担任陆军部总长兼参谋部总长，实际上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军政事务。用张继的话来说是：“总理在临时总统期内，中央政府的军政事务是：“总理诸事由克强作主，（孙中山）在临时总统期内，诸事由克强作主，总理毫未改本来面目在地方，陈其美主持的沪军都督府则，为各方政治军事总枢纽”。孙中山甚至称赞陈其美在上海是“一木之支者”。这个时期，黄、陈两人的配合是十分默契的。这个时期，黄、陈两人的配合是十分默契的。
1912年6月14日，黄兴辞去南京留守府留守职务。8月1日，陈其美辞去沪军都督职务。9月5日，应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邀请，黄兴与陈其美从上海联袂前往北京与袁世凯相见，共商“国是”，两人在天津、北京等地逗留了近1个月，共同出席了许多活动。10月5日，两人又联袂离开北京南返，这是黄、诸事由克强作主，这是黄陈在一起活动最长的一段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