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的城市个性，与孙中山先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在各派争夺孙中山精神遗产的共同作用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座城市和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并改变了上海城市原有的空间格局。

　　两周年祭

　　国民党派系爆发“全武行”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逝世，终年59岁。孙中山逝世的噩耗当日即传至申城，上海各界极为悲痛，举行了一系列追悼活动。

　　不过，上海的反应与北京、南京、广州等地，总的来说还是无法相提并论。在上海的各类追悼大会上，虽然也有开辟中山公园、修筑孙中山先生遗像、新开中山路，甚至开办中山大学的言论，但这些倡议当时无一落地。随着政治形势的愈加复杂化，一年之后的孙中山逝世纪念活动，因受到“淞沪警察厅”“淞沪戒严司令部”的处处掣肘以及公共租界、法租界的戒备防范，本应举行全天的纪念活动最终被迫改为半天，规模也大为缩减。

　　而在孙中山逝世两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更是不幸爆发了严重的暴力冲突事件。1927年3月12日，上海孙宅，门前横牌楼上写着“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宅内正中悬挂着孙中山的遗像。上午9时起，主要是国民党左派人士纷纷来此致祭。到11时，前来致奠者已达数百人。杨杏佛作为主席正式宣吿开会，先是向孙中山遗像行三鞠躬礼，并默哀3分钟。之后，与会代表分别发表演说，直至12时散会。

　　谁知散会不久，看似平和的集会迅速演变为暴力冲突。前往孙宅致奠的左派进步群众从旁门陆续退出后，行至距之不远的、由国民党右派控制的环龙路44号门前时，开始高呼打倒反动派的口号，且一呼百应，还有数人试图冲入44号院内。但当时44号内的铁门已经关闭，国民党右派雇佣而来的20多个壮汉在铁门后面从事抵御。愤怒的群众前仆后继，却遭到壮汉木棍乱击，双方互有受伤情况出现。

　　此地属于法租界管辖，而公董局巡捕房对这个敏感日子的情势也有所预警戒备。冲突一发生，即有警笛鸣起。巡捕房派驻附近的越南巡捕分队共计14人，全副武装，在2名西人警官的率领下迅速抵达现场。不过，暴力冲突的激烈程度还是超出预期。眼见局势不可控制，现场一名警长决定鸣枪示警。

　　枪声一响，群众纷纷向东而退，很大一部分人撤入今复兴公园里面。此时，躲在铁门之后的另一方眼看得势，居然杀奔出来，将共产党员、当时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侯绍裘拖进门内一顿拳打脚踢，致其伤重不能起身。幸而法租界巡捕及时控制局面，制止了这场群殴。参与此次冲突的双方数人，被带回警局拘留问话。一场武剧，至此吿终。

　　此时的北伐战争虽然进展顺利，但孙中山主导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在孙中山生前还不敢公开表达反对国共合作意见的国民党右派，于1925年11月23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要求“清党”。此次两周年祭时爆发的国民党左派、右派的暴力冲突，亦是一个伏笔，预示了国共合作必然失败的结局。

　　“大上海计划”

　　假借中山之名展开建设

　　仅仅一个月后，1927年4月12日，自上海发家的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发动了血腥镇压。随后，东北易帜、西南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实现了名义上的国家统一。此时，蒋介石的统治并不稳固，其政权合法性也不断被各方质疑。作为应对之道，蒋介石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以上海特别市政府的成立为标志，孙中山崇拜运动在上海华界地区上升到了无可置疑的政治高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上海计划”中假借孙中山之名，展开了多个建设活动。

　　在城市规划方面，道路系统最为显著，其中又以中山路的修筑最具标志意义。1928年3月26日，由龙华直达闸北的中山路开工。1929年底，大西路至龙华路路基全部筑成，全线通车。中山路完工后，更名为中山南路。1930年5月，开始修筑南接中山南路，蜿蜒向东北，经过沙泾港，北接水电路的中山北路，长约6公里。 　　其他几条主要干道的命名上，除了翔殷路沿用旧名外，黄兴路、其美路等则是纪念辛亥革命英雄黄兴、陈其美，而世界路、大同路、三民路、五权路则是纪念孙中山的“世界大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

　　在纪念碑与铜像方面，上海最先修筑的体现对孙中山崇拜的纪念物，是位于江湾地区的“总理纪念碑”。按照当时政府的要求，在孙中山灵榇经过的地方等都应修筑纪念碑，以便将短暂的奉安仪式保存在永恒的空间之中。1929年10月10日，“总理纪念碑”揭幕并举行落成大典，碑高三丈余，正面镌有谭延闿所题“独有千秋”、蔡元培所题“侯圣大惑”，江湾当地民众均提灯参加了这个活动。同时，为纪念“总理纪念碑”的建立，上海特别市政府又将原体育会路改名为纪念路。

　　更为人所熟知的是“总理铜像”。这个铜像原定建于上海北站，后经讨论改建于市中心。“总理遗像”具有国家象征地位，自然需要通过空间定位来展示其神圣性。1933年2月，上海成立各界建筑“总理铜像”委员会，并最终决定在上海特别市市政府大楼背后设置“总理铜像”。1933年11月12日，上海举行庆祝孙中山诞辰及铜像揭幕典礼纪念大会，并举行全市童军第五届大检阅大露营。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参加观礼者六万余人，典礼隆重，全市悬旗庆祝，颇极一时之盛。”

　　在民生设施建设方面，最引人关注的是中山医院成立。国立上海医学院是中国人创办的国人自管、自教、自立的一所医学院。1927年10月，颜福庆创办时，条件十分艰苦。1930年，颜福庆以“继总理救民之遗志”为名，发起组织中山医院筹备会，以孔祥熙为主任，聘请国内各界领袖共同任事，广募经费。1934年，国立上海医学院在枫林桥购得土地40亩，开始建设中山医院。1935年6月正式动工建造，次年12月竣工落成。1937年4月1日，中山医院举办规模盛大的开幕典暨国立上海医学院落成礼。中山医院共计建筑面积13597平方米，有病床450张，初设内、外、妇产、眼、耳鼻喉等。中山医院的创设几乎全部借助社会力量而成，其中“总理”之名是吸引大家的一个重要因素。

　　抗战期间

　　“国父符号”遭受肆意摆弄

　　对于中国人而言，孙中山的符号具有浓烈的爱国主义色彩。而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来说，他们也深知孙中山在中国的尊崇地位，因此侵华初期曾恶意毁坏孙中山遗址遗迹及纪念建筑，妄图消除孙中山的影响，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

　　上海为数不多的几处孙中山空间纪念建筑，无一例外都受到侵华日军的刻意毁坏，甚至侮辱。“总理纪念碑”落成不及四年，就惨遭日军的炮火损坏。“总理铜像”的遭遇更是令人发指：淞沪会战期间，日军侵入上海特别市中心区后，占领市府大厦，一队日本士兵“爬上孙中山总理铜像，揪着孙中山的耳朵恣意侮辱，咧嘴狞笑，并将铜像推倒，运去日本，熔铸枪弹”。

　　汪伪政府成立后，汪精卫等人一度也将孙中山尊为“国父”，并展开了对孙中山符号的争夺。租界收回后，1944年6月，汪伪上海当局决定将兆丰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此举代表汪伪政权意识到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而不是日本所宣称的“大东亚共荣圈”，才是赢得民心、巩固所谓统治合法性的基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上海再次“易主”。战后的上海市特别市政府开启了孙中山崇拜运动的重塑之路。1945年11月28日，市工务局通过媒体广而告之：上海城市主要道路的名称将有一轮新的更名活动。此举确定了上海现有中山路的格局，中山公园园名保持不变并加以修缮；1946年11月，中山医院正式复院；1946年11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将上海孙中山故宅辟为“国父纪念馆”，宋庆龄接受此建议并搬出故居。此外，上海新建一座孙中山纪念堂的方案再次被人提起……

　　总之，对于孙中山的精神遗产和记忆，上海与北京、南京、广州等相比，既有共同点，更有独特的历史轨迹，值得挖掘。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