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与同盟会
1909年11月13日南社第一次雅集于苏州虎丘，前排左三为柳亚子，中排左二为陈去病。
1981年10月9日胡耀邦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名义，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其时距“文革”结束已有五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春风正开始吹遍中华大地。耀邦同志对辛亥革命重新作出了全面的、赞扬的评价，也寓有对任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需要实事求是，以辩证唯物史观，重新给予正确评论之意。因而引起了各界人士和中外媒体的重视。我当时特别注意到他在讲话中一口气接连列举了三十三位对辛亥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的知名人士，其中有陆皓东、郑士良、邹容、陈天华、陶成章、秋瑾、徐锡麟、熊成基、刘静庵、焦达峰十位，都是当年为反清革命赴汤蹈火而英年殉难的烈士。其他有詹大悲、张培爵、朱执信三位则是在辛亥革命后被军阀所杀害。而给我更有深刻启示的是他提到了黄兴、宋教仁、廖仲恺、蔡元培、陈去病、柳亚子、居正、于右任八位知识界的革命家，他们都是南社巨子，宋、廖两人又是垂芳青史的英烈，而其中陈、柳两位更是当年南社的创始人与领导人。其他如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也都是在辛亥革命前后与南社人士有密切交往的共产党内的元老。因此，从那时开始，我就深感有重新认识并深入研究南社的必要。我还认为南社研究是一个既古老而又时新的课题，它的内容涵量非常丰富，它的历史意义非常深远，它的时代价值更需要作崭新的、合乎逻辑的揭示。到1987年由民革中央与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在苏州联合举办柳亚子百岁诞辰暨南社成立八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就首先提出成立南社研究机构并把南社作为一门专业研究的学问(后称南社学)的必要性，当时立即得到自美国专程远道而来的柳无忌教授(柳亚子长子、时年80岁)的全力支持，自此以后，经过我们多方努力，促使南社这个曾经光耀一时、又隐没多时的名字，重新出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时光荏苒，弹指一挥，辛亥革命已过去一百年。在这光阴如白驹之过隙的三十年中，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了在上海与苏州两地已先后建立了南社纪念馆(前者为上海南社纪念馆、后者为中国南社纪念馆)；编辑出版了三套《南社丛书》(共21种，包括南社人士专著与南社研究者的各种有关著作)以及其他各种有关南社的专著；在北京、上海、苏州及江苏省、云南省五地以及美国(其具体联络机构设在香港大学)先后建立了研究南社的学术团体；举办了各种有关南社研究的讲座、论坛和专题研讨会；目前我们还在上海文史研究馆的大力支持下编纂一部《南社大辞典》，并开始筹建南社基金会。应该说，我们对南社的重新认识与探索研究工作，比起三十年前，已大大加深和跨前了一步。同盟会对发动辛亥革命的作用巨大，毋须置疑。在梳理同盟会与南社历史后，我以为同盟会与南社是发动辛亥革命的一双犄角。这里且以《同盟会与南社》为题，作一次多角度的回顾与深层次的追述，以求正于大方。
从时序上说，孙中山领衔的中国革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成立于1905年8月20日，南社成立于1909年11月19日，而辛亥革命(即武昌起义)发生于1911年10月10日。这三件历史大事从时序上与内在关系上是密切地联结在一起的，当时曾有这样一种说法：同盟会与南社是发动辛亥革命的一双犄角，也有人把它们比喻为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二者缺一不可。还有一种说法：同盟会是兄，南社是弟，兄弟携手合作，把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给推翻了。更有一种说法：同盟会以武力革命鸣锣，南社以文事宣传击鼓，文武同举才造就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辛亥革命。这些比喻与说法都很形象化，也有一定的事实依据。
这里就先从同盟会的成立为引子。大家都知道，同盟会不是从东方地平线上突然冒出来的。它的组成是由此前若干革命团体为基础的自愿大联合。这些革命团体中，有孙中山于1894年在美国夏威夷创立的兴中会，有1903年由黄兴、宋教仁等在湖南长沙创立的华兴会，有1903年由蔡元培、陈去病等在上海建立的光复会，还有宋教仁等于1904年在湖北武昌，以研究科学知识为名，实际上是进行反清革命而创立的科学实习所等。由此可见，同盟会的建立，一开始就是国内外密切配合的。它的组织基础是以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主，它的社会纽带是海内外知识分子中的各种自由职业者。同盟会最大的特点是它并不成立于祖国大陆，而把它的基地与总部设立在日本东京。20世纪初，东京一地，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一万华侨，其中大量的是为了探求中国的出路，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还有一部分是躲避清政府迫害而东渡日本的知识界有志之士和学有专攻的留学生。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由欧洲抵日本，时在东京的李书城与邓家彦(二人后均参加南社)首先往访，并提出建立统一的革命团体，接着就在7月29日晚，孙中山在东京阪田町程家柽(后参加南社)寓所与黄兴、宋教仁、田桐、白逾桓、张继等(以上5人后均参加南社)共商筹建“中国革命党”，后经黄兴提出“革命党”之字易招官方注意，乃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平时简称“中国同盟会”。7月30日即召开70余人参加的同盟会筹备会，并于8月20日正式宣布同盟会成立，通过了由黄兴等起草的《中国同盟会会章》。(以上均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出版的《辛亥革命史料选辑》所刊田桐《同盟会成立记》)。当时同盟会就拥有一大批从四面八方汇聚在东京的爱国知识分子，其中除上述李、邓、程、黄、宋、田、白、张外，尚有高旭、朱少屏、廖仲恺、马君武、吕志伊、冯自由、汪兆铭、雷铁崖、唐群英(女)、何香凝(女)、汪东、熊克武、谷思慎等(上述13人后均参加南社)，他们不仅满腔报国热忱，共同筹划，最先入盟，成为骨干，而且在以后与辛亥革命密切相关的各项活动中，都起过多方面的重大作用。同盟会成立后的第一项迫切任务就是在国内及国外相关地区设立分会(又称支部)。当时在国外不少地区，由于孙中山的广泛交往关系，早有社会基础，除日本东京、横滨等地外，主要在东南亚，有新加坡(当时称星洲)、马来西亚的槟榔屿、越南的西贡与河内、缅甸的仰光；在欧洲有德国的柏林、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在美洲有美国的旧金山、芝加哥、纽约与夏威夷以及加拿大的温哥华等，都建立起人数不等的分会。同盟会中的杨赓笙、景耀月、冯自由、田桐、张继等都先后担任过各海外分会的负责人或新闻机构的主持人。而在国内则是革命对象清王朝专制统治的领域，要建立内陆本土同盟会分支机构的任务，显然更为重要与艰巨。孙中山对国内同盟会分会负责人的选择及任命，毫无疑问，要更为重视和严谨。在这里我从各种历史资料上，汇录查证并梳理后，特制如下一表，以资考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