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姚光（1891—1945），是辛亥革命时期最重要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领导人之一。值此辛亥百年之际，特回忆、选取父亲往事一二撰文，以示纪念。

　　一、姚光其名

　　现在为大家熟知的我父亲的名字，是姚光或者姚石子。

　　其实，我父亲最早的名字叫姚后超，姚光是他早年自己取的名字。姚姓是个古姓，传说上古时期的尧舜禹，舜姓姚，名重华，所以我家老宅门额上有砖刻“重华世胄”。宋朝时康王南渡，姚氏先人也随之由中原南迁，定居于江浙一带，其中一支迁到金山张堰，迄今已历宋元明清和民国五朝至今。姚姓从十五世起，族谱排名已经形成定制，是“光大前业，垂裕后昆，积善余庆，百叶长新”。父亲是第二十一世，应为“后”字辈，所以祖父给他取名“后超”。到青少年时期父亲自己取名姚光，号复庐，取“光大前业”，“光复中华”的意思。至于字“石子”，他自己在1911年写过一首“石子歌”，歌中说，“石子，石子！在昔精卫含汝填沧海，娲皇炼汝补苍穹。人皆谓汝为冥顽，我独谓汝太玲珑。横流满地长不极，汝欲填之夺天功。天柱折兮地维裂，汝欲补之愿无穷。丹心一寸耿难灭，茫茫谁识此苦衷。”拳拳之心，表现了他深切的爱国情操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

　　二、关于南社

　　南社是辛亥革命时期国内最有影响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成立于风雨如磐的1909年，由吴江的陈去病先生、柳亚子先生和张堰的高天梅先生（也是我父亲的表兄）共同发起，以“操南音不忘其旧”为宗旨，团结了国内一大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借诗文唱酬，提倡民族气节、发扬民主爱国思想、反对清王朝专制封建统治，为辛亥革命作了舆论准备，产生极大影响。辛亥革命后，南社同志又积极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鼓吹二次革命，推进社会进步潮流。南社存在从1909年到1923年，以后又改组为新南社，共举行过18次雅集，编印丛刊22集。南社同志办革命报纸，鼓吹推翻清帝制，振兴中华民族精神，有朱少屏、于右任、邵力子、宋教仁等人的“民立报”（也是同盟会在上海的机关报），柳亚子、叶梦伧、李叔同等人办的“太平洋报”、陈去病等人办的“大汉报”等。南社最盛时社员多达1100多人，遍布大江南北，其团结人才之盛，声气之广，在当时就被称为“自东林几复以来，未尝有也”。

　　父亲是南社最早的骨干成员。1909年南社成立时，父亲只有18岁，是南社最年轻的成员之一，但他的人品和学识深为社友们所认可。1912年第7次雅集时，被推为书记员。1918年柳亚子坚辞主任后，又被推为主任，故南社有“前有柳亚子，后有姚石子”之称。

　　父亲参加南社，是有他的思想基础的，他年幼时从舅父高燮（吹万）读书，受儒家思想熏陶，孔子的“内夏外夷”、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影响了他的一生。所以他从小就景仰岳飞、张苍水等有民族气节的人。他有诗曰：“凭吊湖山欲断肠，沧桑堆里送斜阳，胡尘满地又今日，岳墓张坟哭一场。”1903年他只有13岁，就写了一篇《为种流血文天祥传》的文章，发表在高天梅、高吹万主办的《觉民》杂志上，文章说，“河山久破碎，蛮族亦称王，而人心赖以不死，神州赖以不陆沉者，何物乎？亦曰：种族魂、自由血而已。”“苟自命为黄炎好子孙者，谁不当枕戈待旦，张大汉之龙旗，扫匈奴于绝域，使贵胄得有扬眉吐气之时，而成一极高尚、极光明、极伟大之完全民族也。”文章论及文天祥“与其奴隶生，不如自由死，与其服胡生，不如复仇死。其精神猛，其志愿坚。虽冒险有所不顾，虽流血有所不辞。勇往哉！进取哉！以光复我旧物，报我九世大仇，为生平莫大之义务。卒之伟业未成，英雄长逝，亦千古一恨事也。然其流血，讵不光明磊落哉！日月争光，河山生色，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其立于此乎！文天祥乎，光复军乎，自由神乎！我愿我爱国志士则效之，实行之。则胡儿虽狠，不难犁庭扫穴矣。”1904年，他写了一首《新秋放歌》，“悲我同胞睡未醒，独上昆仑招汉魂。非我族类心必异，强权世界须竞争。”热血青年的磅礴革命热情，跃然纸上。

　　1907年，父亲16岁，他为家乡金山编写乡土志书《金山卫佚文》，其中刻意收集明、清忠义之士列传数十篇，实际上反映了他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思想已经趋于成熟。《金山卫佚文》刊印后，反响很大，产生很好的社会效应。

　　父亲对南社的贡献，一是他的革命文学成就。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不是诗人，也没有学过作诗，但是他本性喜欢诗，他的诗作多是“酒后梦醒之余，吹箫说剑之顷，晓风残月之外，山光波影之间。闲吟低唱，忽然而得之。亦未尝伏案拈韵，含毫吮墨，拘拘于为诗也。”但正是这些率性之作，融合在这个革命潮流中，是号角，是呐喊，表现了他的理想和抱负。二是他的人格魅力。他以南社中的“小青年”，被推为南社的书记员和主任，是他的人格魅力之所在，而他又以他的人格魅力，广泛团结社友相互鼓励。特别是柳亚子辞去主任后，南社一下子群龙无首，他临危受命，挑起南社的组织重任，继续开展活动。父亲的人格魅力，可以从几件小事中反映出来。他经常讲，交友之道，务崇宽恕，宽则得众，恕则远怨。社员蔡哲夫、谈月色夫妇生活拮据，父亲每每请他们刻印作画，然后以远超出常例的优厚笔润给以资助；也是在抗战期间，虽然他自己也是避难在上海租界，但当他清理出一匣朋友的借据，想到大家都是在沦陷区的水深火热之中，想必都无力归还，于是干脆一炬了之。三是在经济上资助和支持南社活动。南社雅集，特别是后期刊印《南社丛刊》22期、23期，父亲都慷慨解囊给予很大资助。

　　三、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活动

　　南社是辛亥革命的吹鼓手，南社成员写诗办报，鼓吹革命，父亲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其中，为推翻帝制、实现共和“鼓与呼”。

　　1908年，朱少屏、于右任等人创办的同盟会在上海的机关报《民立报》的前身《民呼日报》出版，他写诗祝贺“邪淫满地正横流，正气全销大可忧。努力前途君莫怠，要当恢复旧神州。芳草还看一寸才，那堪风雨尽情摧。哀哀国脉真如草，特地为民请命来。”

　　1911年陈去病在苏州创办《大汉报》，他写诗欢呼：“秽史流传不可论，皕年谁唤国民魂。鲁阳十万戈同奋，报界于今新纪元。”

　　南社许多社员投身革命，慷慨捐躯，父亲眼见许多友好被清政府所害，十分悲痛，他多篇诗文悼念同盟会女杰秋瑾，“女界沉沦百感生，展君遗影泪沾巾。天昏地黑山阴道，秋雨秋风愁煞人。家庭革命首先倡，黑暗神州一线光。素志未酬身竟死，回头前事断人肠。”（《哀秋女士》）“衰柳萧条寂寞滨，我来凭吊剧酸辛。秋坟觅遍无遗影，秋雨秋风愁煞人。”（《雨中吊秋墓故址》）

　　南社社员周实丹在武昌首义后被满清余孽所害，父亲尤感悲愤，他在《哭周实丹文》中说，“夫我同胞之前仆后继，为革命而死者，固不可胜数。为种流血，成仁取义，我亦无悲。惟君之死，丁光复之际，大义已伸，而仍为虏所捕，死于其手，是可悲耳！”

　　武昌首义成功捷报传来，父亲是从未有过的振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讴歌道；“秋来一夜金风起，黄鹤楼头尽汉旗。”是年10月27日，沪军都督，南社社员陈其美在上海召开大会庆祝胜利并告慰烈士，父亲欣然命笔，“武汉兴师，四海景从。大好结果，先觉之功。茫茫禹城，五色旗扬。直捣黄龙，奠此国殇。”

　　但同时他又保持清醒头脑，在兴奋之中他说，“洪王一误莫再误，深入虎巢擒虎儿。”他给高天梅写道：“破坏已终须建设，男儿未可息仔肩。平生素志同称遂，此去凭君快着鞭”。1912年民国成立后，他给刚刚创办的《民国新闻》寄语，“直笔昭然谊独伸，斯文一脉莫沉沦。滔滔沧海无终极，砥柱中流要有人。”头脑清醒如此，在当时也属难能可贵。

　　清政府被推翻后，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南社同志纷纷投入反对帝制复辟的二次革命，父亲也是一个积极的倒袁派。1913年3月19日，父亲与陈去病、高吹万一起到黄兴处和宋教仁讨论反袁称帝事。仅数天后，宋教仁被刺，父亲悲愤填膺，作《宋教仁先生哀辞》称，“先生奔走革命，誓死决心，为国而死，死而无撼。先生虽死而先生之精神常存也。”他疾呼要继承宋教仁遗愿，“前仆后继，本昔日革命之精神，扫荡妖魔，以促成共和政体，巩固中华民国”。

　　二次革命失败，南社同志牺牲很多，也有一些退隐归乡。父亲作诗文鼓励同志不作消沉。他给柳亚子题诗，称柳“虽杜门削辙，息影蓬庐，”但“其心亦未尝忘情于斯世也”。他给傅钝安写信“人生于世，必有所用，于共和之世，尤不宜高蹈绝人”。给吕思茅的诗集作序，称他“雄心未死，……异日者，君出其所蕴，以奋见于世”。

　　父亲不仅在思想上认同反清革命，文学上鼓吹反清革命，而且以行动参与革命阵营之中。辛亥革命次年（1912年）5月金山成立自由党组织，父亲为之作《金山自由党分部启》，引经据典，从孔孟之道到亚里士多德、赫胥黎、穆勒约翰，阐述自由的精义，宣称自由党是“合一群之人而谋民生之幸福”。不久（6月），自由党併入同盟会，高天梅和父亲分任金山分部正副部长。1912年9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他们也就转入国民党。从1924年5月到1927年4月，父亲还被推为金山县党部执行委员，期间他支持左派党员（也是中共地下党员）李一谔，参加五卅烈士追悼大会和游行，迎接北伐军北上讨伐，还为革命活动资助经费，提供活动场所。1927年国民党“清党”通缉李一谔等人，父亲多方营救，但劳而无功，于是愤而辞去党内职务，不再参加党内活动。

　　四、支持抗日与藏书一生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引起父亲极大愤慨，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他为重刊明正德《金山卫志》做跋：“近者，倭人寇我凇沪，倘在彼不得逞志，必云扰沿海，而卫当其冲”，提请当局重视。“八·一三”后日军果然从金山登陆，足见父亲的睿智卓识。

　　父亲还积极参加倡用国货会、抗日救国会、民众组织委员会，四方征募基金，并为支援东三省义勇军创设后援会，为驱赶日寇作出自己一份贡献。

　　父亲还是一个教育家，他重视教育，特别重视男女同受教育权利，把它作为开启民智的重要一环。1908年，他和高天梅、何宪纯等人在张堰创办钦明女校，并亲自兼任文史教员，他对此说明：“女权堕落溯原因，谬学流传教化陈。志欲开明心莫死，补天填海在同人。”钦明女校一直持续到三十年代中期日寇侵入，培养了一代新女性。1924年，他还在松江积极创办松江、青浦、金山、上海、南汇、奉贤、川沙七县师范学校。

　　父亲喜好藏书，是江南地区著名藏书家。他在《自题劫后藏书目录》中自称“平生于书有笃好，结习所在惟缥缃，脉望食字非所愿，‘书淫’雅号差堪当”。他藏书、读书、刊书、用书，藏书范围主要是松江郡属范围的乡邦文献，包括乡土志和民族兴衰的典籍。凡是关于史料的书及考据家的著作，明清两代学者的文集，他都刻意收集，十分完备，到抗战前，已经积至数十万卷。他曾计划好要在老家后花园建“怀旧楼”作藏书楼。日寇入侵，使父亲的藏书受到不少损失，为此他心痛不已。金山沦陷时，父亲避居在上海，当时有乡人来告，家里财物荡然，他淡然回答，“国难至此，此何足道哉”。后来又有传说，说他的藏书尽散，他顿足痛惜，“此关于乡邦文献，诚可惋惜”。爱书如此，几近成“痴”。但父亲藏书决不是为了自己秘藏，他每觅得先贤撰述，不但和江南藏书同好互相交流传阅，还千方百计传录或集资校刊，使之广为流传，所以他以十分热情创办公共图书馆。

　　1925年，他创办了张堰图书馆，自任馆长，并负担了大部分开支。正是秉承了父亲这样的愿望，解放初年，我们子女们（当时我们年幼，均由兄长昆群、昆田代表承办）在父亲60岁冥诞时，把父亲遗存的全部藏书5万多册，包括诸多稀世珍本、海内孤本如各家批校本《汉书》、《史记》、《张啸山日记》、《顾尚之手稿》、《松江府志》等，全部捐献给上海市人民政府文管会，后转入上海图书馆永久保存。为此，时任市长陈毅还专门撰文《金山姚石子先生周甲遐庆致语》予以嘉奖，嘉奖信称：“金山姚石子先生即世之五年，哲嗣昆群、昆田兄弟等举石子复庐所藏书公之本市，览其簿录，达数万册，四部门目胥备，精校名椠，灿然溢目，而崇祯本《松江府志》，海内尤乐道之。五月廿七日为石子六十遐庆之辰，昆群、昆田兄弟要予一言，以告亲友。因念吴会为文献大邦，上海又东南钜步，藏家扃锢，习气极深。其有认识新时代而爱护文物如昆群、昆田兄弟，心量之广，择术之慎者，洵足以树则于故家嗣裔也已，爰濡笔书之。”这也是我们可以告慰父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