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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后期主任姚光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网 2015-12-29 09:32 来源:上海民革 作者:姚昆遗 查看:
我的父亲姚光(1891—1945),是辛亥革命时期最重要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领导人之一。现回忆、选取父亲往事一二撰文,以示纪念。

  我的父亲姚光(1891—1945),是辛亥革命时期最重要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领导人之一。值此辛亥百年之际,特回忆、选取父亲往事一二撰文,以示纪念。

  一、姚光其名

  现在为大家熟知的我父亲的名字,是姚光或者姚石子。

  其实,我父亲最早的名字叫姚后超,姚光是他早年自己取的名字。姚姓是个古姓,传说上古时期的尧舜禹,舜姓姚,名重华,所以我家老宅门额上有砖刻“重华世胄”。宋朝时康王南渡,姚氏先人也随之由中原南迁,定居于江浙一带,其中一支迁到金山张堰,迄今已历宋元明清和民国五朝至今。姚姓从十五世起,族谱排名已经形成定制,是“光大前业,垂裕后昆,积善余庆,百叶长新”。父亲是第二十一世,应为“后”字辈,所以祖父给他取名“后超”。到青少年时期父亲自己取名姚光,号复庐,取“光大前业”,“光复中华”的意思。至于字“石子”,他自己在1911年写过一首“石子歌”,歌中说,“石子,石子!在昔精卫含汝填沧海,娲皇炼汝补苍穹。人皆谓汝为冥顽,我独谓汝太玲珑。横流满地长不极,汝欲填之夺天功。天柱折兮地维裂,汝欲补之愿无穷。丹心一寸耿难灭,茫茫谁识此苦衷。”拳拳之心,表现了他深切的爱国情操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

  二、关于南社

  南社是辛亥革命时期国内最有影响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成立于风雨如磐的1909年,由吴江的陈去病先生、柳亚子先生和张堰的高天梅先生(也是我父亲的表兄)共同发起,以“操南音不忘其旧”为宗旨,团结了国内一大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借诗文唱酬,提倡民族气节、发扬民主爱国思想、反对清王朝专制封建统治,为辛亥革命作了舆论准备,产生极大影响。辛亥革命后,南社同志又积极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鼓吹二次革命,推进社会进步潮流。南社存在从1909年到1923年,以后又改组为新南社,共举行过18次雅集,编印丛刊22集。南社同志办革命报纸,鼓吹推翻清帝制,振兴中华民族精神,有朱少屏、于右任、邵力子、宋教仁等人的“民立报”(也是同盟会在上海的机关报),柳亚子、叶梦伧、李叔同等人办的“太平洋报”、陈去病等人办的“大汉报”等。南社最盛时社员多达1100多人,遍布大江南北,其团结人才之盛,声气之广,在当时就被称为“自东林几复以来,未尝有也”。

  父亲是南社最早的骨干成员。1909年南社成立时,父亲只有18岁,是南社最年轻的成员之一,但他的人品和学识深为社友们所认可。1912年第7次雅集时,被推为书记员。1918年柳亚子坚辞主任后,又被推为主任,故南社有“前有柳亚子,后有姚石子”之称。

  父亲参加南社,是有他的思想基础的,他年幼时从舅父高燮(吹万)读书,受儒家思想熏陶,孔子的“内夏外夷”、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影响了他的一生。所以他从小就景仰岳飞、张苍水等有民族气节的人。他有诗曰:“凭吊湖山欲断肠,沧桑堆里送斜阳,胡尘满地又今日,岳墓张坟哭一场。”1903年他只有13岁,就写了一篇《为种流血文天祥传》的文章,发表在高天梅、高吹万主办的《觉民》杂志上,文章说,“河山久破碎,蛮族亦称王,而人心赖以不死,神州赖以不陆沉者,何物乎?亦曰:种族魂、自由血而已。”“苟自命为黄炎好子孙者,谁不当枕戈待旦,张大汉之龙旗,扫匈奴于绝域,使贵胄得有扬眉吐气之时,而成一极高尚、极光明、极伟大之完全民族也。”文章论及文天祥“与其奴隶生,不如自由死,与其服胡生,不如复仇死。其精神猛,其志愿坚。虽冒险有所不顾,虽流血有所不辞。勇往哉!进取哉!以光复我旧物,报我九世大仇,为生平莫大之义务。卒之伟业未成,英雄长逝,亦千古一恨事也。然其流血,讵不光明磊落哉!日月争光,河山生色,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其立于此乎!文天祥乎,光复军乎,自由神乎!我愿我爱国志士则效之,实行之。则胡儿虽狠,不难犁庭扫穴矣。”1904年,他写了一首《新秋放歌》,“悲我同胞睡未醒,独上昆仑招汉魂。非我族类心必异,强权世界须竞争。”热血青年的磅礴革命热情,跃然纸上。

  1907年,父亲16岁,他为家乡金山编写乡土志书《金山卫佚文》,其中刻意收集明、清忠义之士列传数十篇,实际上反映了他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思想已经趋于成熟。《金山卫佚文》刊印后,反响很大,产生很好的社会效应。

  父亲对南社的贡献,一是他的革命文学成就。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不是诗人,也没有学过作诗,但是他本性喜欢诗,他的诗作多是“酒后梦醒之余,吹箫说剑之顷,晓风残月之外,山光波影之间。闲吟低唱,忽然而得之。亦未尝伏案拈韵,含毫吮墨,拘拘于为诗也。”但正是这些率性之作,融合在这个革命潮流中,是号角,是呐喊,表现了他的理想和抱负。二是他的人格魅力。他以南社中的“小青年”,被推为南社的书记员和主任,是他的人格魅力之所在,而他又以他的人格魅力,广泛团结社友相互鼓励。特别是柳亚子辞去主任后,南社一下子群龙无首,他临危受命,挑起南社的组织重任,继续开展活动。父亲的人格魅力,可以从几件小事中反映出来。他经常讲,交友之道,务崇宽恕,宽则得众,恕则远怨。社员蔡哲夫、谈月色夫妇生活拮据,父亲每每请他们刻印作画,然后以远超出常例的优厚笔润给以资助;也是在抗战期间,虽然他自己也是避难在上海租界,但当他清理出一匣朋友的借据,想到大家都是在沦陷区的水深火热之中,想必都无力归还,于是干脆一炬了之。三是在经济上资助和支持南社活动。南社雅集,特别是后期刊印《南社丛刊》22期、23期,父亲都慷慨解囊给予很大资助。

  三、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活动

  南社是辛亥革命的吹鼓手,南社成员写诗办报,鼓吹革命,父亲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其中,为推翻帝制、实现共和“鼓与呼”。

  1908年,朱少屏、于右任等人创办的同盟会在上海的机关报《民立报》的前身《民呼日报》出版,他写诗祝贺“邪淫满地正横流,正气全销大可忧。努力前途君莫怠,要当恢复旧神州。芳草还看一寸才,那堪风雨尽情摧。哀哀国脉真如草,特地为民请命来。”

  1911年陈去病在苏州创办《大汉报》,他写诗欢呼:“秽史流传不可论,皕年谁唤国民魂。鲁阳十万戈同奋,报界于今新纪元。”

  南社许多社员投身革命,慷慨捐躯,父亲眼见许多友好被清政府所害,十分悲痛,他多篇诗文悼念同盟会女杰秋瑾,“女界沉沦百感生,展君遗影泪沾巾。天昏地黑山阴道,秋雨秋风愁煞人。家庭革命首先倡,黑暗神州一线光。素志未酬身竟死,回头前事断人肠。”(《哀秋女士》)“衰柳萧条寂寞滨,我来凭吊剧酸辛。秋坟觅遍无遗影,秋雨秋风愁煞人。”(《雨中吊秋墓故址》)

  南社社员周实丹在武昌首义后被满清余孽所害,父亲尤感悲愤,他在《哭周实丹文》中说,“夫我同胞之前仆后继,为革命而死者,固不可胜数。为种流血,成仁取义,我亦无悲。惟君之死,丁光复之际,大义已伸,而仍为虏所捕,死于其手,是可悲耳!”

  武昌首义成功捷报传来,父亲是从未有过的振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讴歌道;“秋来一夜金风起,黄鹤楼头尽汉旗。”是年10月27日,沪军都督,南社社员陈其美在上海召开大会庆祝胜利并告慰烈士,父亲欣然命笔,“武汉兴师,四海景从。大好结果,先觉之功。茫茫禹城,五色旗扬。直捣黄龙,奠此国殇。”

  但同时他又保持清醒头脑,在兴奋之中他说,“洪王一误莫再误,深入虎巢擒虎儿。”他给高天梅写道:“破坏已终须建设,男儿未可息仔肩。平生素志同称遂,此去凭君快着鞭”。1912年民国成立后,他给刚刚创办的《民国新闻》寄语,“直笔昭然谊独伸,斯文一脉莫沉沦。滔滔沧海无终极,砥柱中流要有人。”头脑清醒如此,在当时也属难能可贵。

  清政府被推翻后,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南社同志纷纷投入反对帝制复辟的二次革命,父亲也是一个积极的倒袁派。1913年3月19日,父亲与陈去病、高吹万一起到黄兴处和宋教仁讨论反袁称帝事。仅数天后,宋教仁被刺,父亲悲愤填膺,作《宋教仁先生哀辞》称,“先生奔走革命,誓死决心,为国而死,死而无撼。先生虽死而先生之精神常存也。”他疾呼要继承宋教仁遗愿,“前仆后继,本昔日革命之精神,扫荡妖魔,以促成共和政体,巩固中华民国”。

  二次革命失败,南社同志牺牲很多,也有一些退隐归乡。父亲作诗文鼓励同志不作消沉。他给柳亚子题诗,称柳“虽杜门削辙,息影蓬庐,”但“其心亦未尝忘情于斯世也”。他给傅钝安写信“人生于世,必有所用,于共和之世,尤不宜高蹈绝人”。给吕思茅的诗集作序,称他“雄心未死,……异日者,君出其所蕴,以奋见于世”。

  父亲不仅在思想上认同反清革命,文学上鼓吹反清革命,而且以行动参与革命阵营之中。辛亥革命次年(1912年)5月金山成立自由党组织,父亲为之作《金山自由党分部启》,引经据典,从孔孟之道到亚里士多德、赫胥黎、穆勒约翰,阐述自由的精义,宣称自由党是“合一群之人而谋民生之幸福”。不久(6月),自由党併入同盟会,高天梅和父亲分任金山分部正副部长。1912年9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他们也就转入国民党。从1924年5月到1927年4月,父亲还被推为金山县党部执行委员,期间他支持左派党员(也是中共地下党员)李一谔,参加五卅烈士追悼大会和游行,迎接北伐军北上讨伐,还为革命活动资助经费,提供活动场所。1927年国民党“清党”通缉李一谔等人,父亲多方营救,但劳而无功,于是愤而辞去党内职务,不再参加党内活动。

  四、支持抗日与藏书一生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引起父亲极大愤慨,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他为重刊明正德《金山卫志》做跋:“近者,倭人寇我凇沪,倘在彼不得逞志,必云扰沿海,而卫当其冲”,提请当局重视。“八·一三”后日军果然从金山登陆,足见父亲的睿智卓识。

  父亲还积极参加倡用国货会、抗日救国会、民众组织委员会,四方征募基金,并为支援东三省义勇军创设后援会,为驱赶日寇作出自己一份贡献。

  父亲还是一个教育家,他重视教育,特别重视男女同受教育权利,把它作为开启民智的重要一环。1908年,他和高天梅、何宪纯等人在张堰创办钦明女校,并亲自兼任文史教员,他对此说明:“女权堕落溯原因,谬学流传教化陈。志欲开明心莫死,补天填海在同人。”钦明女校一直持续到三十年代中期日寇侵入,培养了一代新女性。1924年,他还在松江积极创办松江、青浦、金山、上海、南汇、奉贤、川沙七县师范学校。

  父亲喜好藏书,是江南地区著名藏书家。他在《自题劫后藏书目录》中自称“平生于书有笃好,结习所在惟缥缃,脉望食字非所愿,‘书淫’雅号差堪当”。他藏书、读书、刊书、用书,藏书范围主要是松江郡属范围的乡邦文献,包括乡土志和民族兴衰的典籍。凡是关于史料的书及考据家的著作,明清两代学者的文集,他都刻意收集,十分完备,到抗战前,已经积至数十万卷。他曾计划好要在老家后花园建“怀旧楼”作藏书楼。日寇入侵,使父亲的藏书受到不少损失,为此他心痛不已。金山沦陷时,父亲避居在上海,当时有乡人来告,家里财物荡然,他淡然回答,“国难至此,此何足道哉”。后来又有传说,说他的藏书尽散,他顿足痛惜,“此关于乡邦文献,诚可惋惜”。爱书如此,几近成“痴”。但父亲藏书决不是为了自己秘藏,他每觅得先贤撰述,不但和江南藏书同好互相交流传阅,还千方百计传录或集资校刊,使之广为流传,所以他以十分热情创办公共图书馆。

  1925年,他创办了张堰图书馆,自任馆长,并负担了大部分开支。正是秉承了父亲这样的愿望,解放初年,我们子女们(当时我们年幼,均由兄长昆群、昆田代表承办)在父亲60岁冥诞时,把父亲遗存的全部藏书5万多册,包括诸多稀世珍本、海内孤本如各家批校本《汉书》、《史记》、《张啸山日记》、《顾尚之手稿》、《松江府志》等,全部捐献给上海市人民政府文管会,后转入上海图书馆永久保存。为此,时任市长陈毅还专门撰文《金山姚石子先生周甲遐庆致语》予以嘉奖,嘉奖信称:“金山姚石子先生即世之五年,哲嗣昆群、昆田兄弟等举石子复庐所藏书公之本市,览其簿录,达数万册,四部门目胥备,精校名椠,灿然溢目,而崇祯本《松江府志》,海内尤乐道之。五月廿七日为石子六十遐庆之辰,昆群、昆田兄弟要予一言,以告亲友。因念吴会为文献大邦,上海又东南钜步,藏家扃锢,习气极深。其有认识新时代而爱护文物如昆群、昆田兄弟,心量之广,择术之慎者,洵足以树则于故家嗣裔也已,爰濡笔书之。”这也是我们可以告慰父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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